從1684年到1784年一百年的時間里，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進行了12次大規模的南巡活動。南巡正是帝王與江南地區社會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江南地區與大清王朝的心理距離越來越近，逐漸融為一體。

12次南巡分別發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除了康熙帝第一次南巡選擇了晚秋至初冬的寒冷時節出行外，其他數次南巡都在新年之后的正月或二月從京師啟行，抵達江浙二省的時候正是陽春三月。江南鶯歌燕舞，繁花滿地，為帝王的南巡之旅增添了不少明媚的色彩。

康熙、乾隆每次從京師下江南，再叫鑾至京師，大概要三到四個月之久。這期間，水陸轉運、物資調集、人員流動、城市建設等頗經周折，個中酸甜苦辣，只有當事人了解。在當時的條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華里。那時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車裝船載，馬拉人扛。每次出巡，皇帝帶領的皇親國戚、文武百官、衛隊侍從有兩三千人，動用五六千匹馬，四五百輛車，上千只船，需要耗費一二百萬兩白銀。乾隆第六次南巡時已74歲高齡了，如此長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為什么皇帝卻不辭辛勞連續南巡呢？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江浙一帶是中國著名的魚米之鄉、豐饒之地，是清政府的主要“糧袋子”和“錢柜子”，維系著朝廷的經濟命脈。在當時，江浙交納的糧賦占全國的38%，稅銀占全國的29%，關稅占全國的50%。當時鹽課銀是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政來源，鹽課銀的60%以上來自江浙。京城每年需要的400萬石糧食，2/3從江浙漕運進京。如果沒有江浙的巨大財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康乾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確保這些正當的國庫收入以外，皇帝和權臣還通過攤派、贊助、買官賣官等手段，向江浙官員和富商撈取私房銀。可以說，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調用當地豐厚的財力物力資源來支撐龐大的清朝帝國，是康乾二帝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風流。在清代產生的114名狀元中，江蘇人有49位，占到43%。設在南京的江南貢院是全國最大的科舉考場，考生達2萬多人。乾隆下江南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安邦治國發現人才、培植土類、籠絡人心。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眾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廣有市場。乾隆南巡時，一方面對文人士子采取籠絡手段，另一方面又嚴加思想控制，對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嚴厲打擊，大興文字獄。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鄉。尤其蘇北地區是黃河、淮河、運河交匯之處，像洪澤湖、高郵湖等一旦泛濫，淮安、揚州、泰州等地則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記》中稱：“六巡江浙，計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親臨閱視。”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歲修銀”占到全國財政支出的1110，是當時最大的基本建設項目。六次南巡中，乾隆共發出數百條治水命令，實施了多項重大水利工程，動用了幾千萬兩白銀，對減少水患、保護百姓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江南是“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乾隆時期，長江運河兩岸的都市商業繁華，人氣旺盛。當時全世界50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座，江蘇占據其三——南京、揚州、蘇州。南京，人稱“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家”：蘇州園林，享譽天下：揚州，更是富商云集，美景、美味一應俱有。皇帝來到江南，看得開心，玩得盡興，吃得可口，當然是樂此不疲了。

第五，皇帝出巡，安全第一。江蘇沒有高山峻嶺、荒蠻之地，盜賊流寇難以藏身。特別是江蘇人稟性溫順，加上日子比較富庶，屬于那種“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地方。皇帝到這里，兇險較少，安全可以得到保證。

康熙帝首次南巡時，“三藩之亂”剛剛結束，國內政治軍事形勢漸趨穩定，然而朝代更替的痕跡在各地仍比較明顯，不少名勝景觀處于荒頹狀態，江浙地區的社會文化心理并不穩定，不少文人士子對明王朝仍抱有“故國之思”，對清王朝態度猶疑。而至康熙晚期及乾隆時期，清王朝的凝聚力日益增強，江浙地區的城市景觀和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南巡的主要路線經過清代直隸、山東、浙江、江蘇數省，浙江、江蘇二省是南巡的主要地域范圍。除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僅到蘇州就回鑾、兩位皇帝各到過一次紹興外，其他數次南巡都以杭州府為終點。杭州、江寧、蘇州作為江浙二省的核心城市，是皇帝駐足最多的地方;宿遷、淮安地區，因察視河工的需要，也是南巡的重點區域;揚州城鹽商靡集，鹽商為皇帝提供各類聲色游樂活動，在12次南巡的旅程中，吸引了皇帝越來越多的目光。

此外，聲勢浩大的南巡活動，也給江南地區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沖擊。皇帝與地方官員、士紳、商人以及普通老百姓一起參與并體驗著這種變化。在皇帝下江南的過程中，江浙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活日益豐富，地方官商與帝王一起打造著前所未有的文化和視覺盛宴，其中花樣百出、創意無限。京師與江南溝通有無，既注重南巡盛典的政治象征意義，也展示出鮮明的江南地域特色。江浙地區的城市和地域文化景觀在南巡過程中飛速成長，南巡中的城市和景觀建設成為國家和地方的重大基建工程，中央和地方官員對巡幸道路、行營、行宮、歷史名勝、園林建筑進行全面普查營繕。江浙地區日漸富麗，面貌煥然一新。

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徜徉于江浙地區的詩意山水之間，與一些著名的江南文土結伴游玩、詩歌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詩文作品，他們用皇家的筆觸描述詩意的江南，成為江南景觀史上一段特別的經歷，這種影響深深地刻印在江南地區的山水文化之中，至今仍有著清晰的印記。皇帝醉心于江南山水，努力將江南文化攜帶至京師宮苑之中，造成了清中期京城皇家園林中的江南文化熱。盡管因為地域和氣候的原因，江南文化元素在京師的生長難免會有不適的狀況，但是皇帝的行為仍然增強了南北之間的文化交流。

康熙、乾隆南巡，是當時的統治者接觸社會實際、了解風俗民情的一種特殊的方式。他們都十分重視治理黃河，興修水利，優禮土子，蠲免賦稅，利用南巡的機會治理水患、安定社會、了解民情、爭取人心，確實做了不少有益于國計民生的事情。這些舉措，對統治者制定治國方略、解決現實問題、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政權統治，是有相當益處的。

然而，皇帝出巡有它消極的一面，那就是開支浩繁，勞民傷財。帝王出行，總要有一定的儀式、規格，總要耗費一些國家財力，即使是康熙南巡也存在同樣問題。但這些花費完全在皇帝個人的掌握之中。這樣，實際花費的多少就因人而異。能夠自我約束的帝王，就會比較愛惜民力物力，顧念民生多艱，不隨意糜費：反之，則會大肆鋪張，任意揮霍;乃至勞民傷財，損耗國家元氣。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過南巡，康熙、乾隆二帝相當清楚地了解了江南的官風民情，又宣揚了圣恩，對爭取縉紳士民、安定江浙、保護百姓的身家性命財產、發展生產、豐富文化、創造和延續大清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開支確實十分巨大，每次南巡，歷時數月，隨駕當差的官兵數千名，約需用馬數千匹和船數百只，還有幾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萬銀兩，還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乾隆對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記》里，既講述了南巡成功的原因，又明確指出，不具備君主之“無欲”、扈駕人員之“守法”、官員之“奉公”、民入之“瞻覲親切”這四個條件，不可言南巡。過了十幾年，他對南巡的勞民傷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并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聯。”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乾隆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沒有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