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一生以務實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實際而不應該有虛念，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剛一即位，便針對腐敗衰頹之風進行了堅決地懲治與清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一“憎”一“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

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無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折，少則一二十件，多則三四十件，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他的批語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還要多。今天，在留存下來的清宮檔案中，就有數以萬計的雍正帝批過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務實的作風。具體地說，雍正帝的務實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奏報(奏折)“只可信一半”

虛假不實的奏報，在封建官場上比比皆是。因為有那么一批所謂巧于仕宦的官員，往往能通過弄虛作假吹拍彈唱阿諛奉承而獲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賞識，并從中撈到好處。然而，這一套在以務實精神治天下興邦國的雍正帝那里，卻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場上曾流行著這樣一種陋習，文武百官剛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述說當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的整頓，情況已經如何地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績。對這類奏報，雍正帝毫不客氣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絕不放過浮夸粉飾的奏報

對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總是毫不客氣地明確指出，并進行尖銳批評。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撫石文焯奏報說，全省各州縣的蝗蟲災害已撲滅十之八九。雍正帝通過查問河南的其他官員，察覺到石文焯的奏報不是實情，于是尖銳地批評石文焯說：如果不是你在欺騙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屬欺騙了！可是，這個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調任甘肅巡撫之后，依舊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肅大旱，七月下了一場小雨，石文焯趕緊奏報說：已是豐收在望，這都是皇上敬天愛民的結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煩，揮筆批道：“經此一旱，何得可望豐收？似此粉飾之言，朕實厭觀。”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視臺灣的監察御史索琳上折說：臺灣地方官兵嚴加操練，精益求精，可保海疆萬載升平。看了這一言過其實的奏報，雍正帝警告說：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隱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贊、套文陋習，萬不可法”。

厭惡沒事找事地奏報

奏折是君臣之間溝通情況，上傳下達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員的奏折，都是派專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宮大門。因此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與財力支持的。一個官員，一年究竟應該奏報幾次合適呢？雍正帝在給寧夏道員鄂昌的一條朱批中曾這樣明確指示：遇有應該呈報的事情，就是在一個月內上奏幾次也是應該的;如果沒有什么可奏報的，哪怕是幾年沒有折子送來，朕也不會怪罪你的。他反復強調：“只務實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員無事找事，頻繁上奏，用意是與皇上聯絡特殊感情，向皇上討好，雍正帝對這種懷有投機心理的官員常常予以斥責。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廣東巡撫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發現，折內所談之事早就上報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經報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廣東省內沒事可報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這么遠的路途，專門派人送來這等無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為一個務實的皇帝，常常訓導臣工要靈活用諭，因時因事貫徹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強調處理政務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當”。雍正帝甚至要求內外大吏，不要因欽發諭旨而影響了自己的主見，這點他在給湖北巡撫馬會伯的一件朱諭上說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諭，皆因人因事，權宜而發，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隨朕一時諭他人之諭，來惑自己主見”，并進而指出，只有秉公報國，才會有“根本主見”。雍正帝早就發現，有些地方官員凡事都要請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臉色說話，聽皇上的口氣行事，沒有明確指令寧可等待也不動手。對于這種現象，雍正帝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實際是在推卸責任，為自己留后路，是在為自己做官。

主張務實的政治，反對沽名釣譽

雍正帝在繼位一周年的時候，告誡臣下說：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腳踏實地去辦事，做實事，而不是耍花招，講空洞的好聽的話，去博取一個虛假的美名。朕自從登基以來，時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樂業的事，不是為圖好名聲。雍正帝對官場中流行的追求名實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滿，一針見血地指明官員講的“實”是個人的“貨財”，而不是國計民生的“實”;官員講的“名”，是官爵，是釣譽，而不是由于實心從政而應得的美名。他反對不顧民生吏治的“名實兼收”和官員的沽名釣譽。這對當今的社會是很有警示意義的。

報喜更要報憂

封建官場一般存在著報喜不報憂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認識到這種現象不利于了解真實的情況。因此，雍正帝反復告誡內外百官，務必據實上奏言事，萬萬不可隱飾，并且對報喜亦報憂敢講逆耳忠言者多加褒獎。

雍正執政期間，署理四川陜西兩省軍政要務的總督岳鐘琪，就因為“報憂”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獎。雍正三年(1725年)，岳鐘琪將川陜兩省亂攤亂派的名目進行綜合，發現共有三十多項，他把這一情況如實奏報朝廷。雍正帝稱贊岳鐘琪毫不護短，一片苦心，朱筆批示“此奏甚屬公誠”。雍正帝還指出，不但四川、陜西有亂攤亂派的現象，其他各省都一樣。隨后，雍正帝選派一大批官員調往四川、陜西，讓岳鐘琪堅決果斷地替換各府州縣的不法貪官。

坦然承認“朕不知”

雍正帝作為一國之君，對自己不很了解難以決斷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認，而不輕下結論草率頒諭。一次，雍正帝收到一件有關料理臺灣事務的奏折，他看后認為“其中多有可取之處”，但他并沒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輕易頒旨。雍正帝把這件奏折轉給福建總督滿保，讓他與提督、總兵等經辦臺灣事務的官員共同商討，選擇其中可行的去辦。

不掩飾“朕之過”

雍正帝曾多次頒發諭旨，要求身邊大臣看見“朕的過錯”直接指出，“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寫一份奏折，專門給皇上挑錯，并交代說：挑的錯哪怕是不太合適，朕也不會怪罪，但若是瞻前顧后用一些空話來搪塞，卻是萬萬不可的。有一個叫周英的人，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統領軍隊，后來發現周英這個人能力不行，辦事浮躁;地方官員反映也不好。雍正帝很坦率地對身邊大臣說：派周英到西藏，屬于用人不當，這是我用人上的錯誤。雍正帝的難能可貴之處，不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錯誤，尤其在于一旦發現錯誤，他能夠公開承認并立即加以改正。

縱觀雍正帝執掌朝政的十三年，在治理國家方面的的確確是一個務實的君主。雍正帝的務實，不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國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當突出的。清史學者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雍正帝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對懲治腐敗弊癥、振作朝綱、整頓吏治是一劑切中要害的良藥;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帝后期遺留下來的弊端，緩和了社會矛盾，推動了清王朝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