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遠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大陸東南地區的印紋陶文化就已經傳播至臺灣。春秋時期，孔子所著的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中，就有關于臺灣的記載，當時將臺灣稱為“島夷”。到了漢代，大陸漢族人稱臺灣為“東鯷”，三國時代稱之為“夷州”。

根據《三國志·吳志》記載：公元230年，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兩位將軍率領遠征水師一萬余人渡海到達夷州，由于當時語言不通，又有數千將士因為水土不服病亡，兩位將軍只得率部返回大陸，同時帶走土著數千人。這是有文字記載的，大陸上漢族人最早的一次去臺灣的大規模行動。后來，東吳廟陽太守沈瑩寫了一本名為《臨海水土異物志》書，具體生動地記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況。“夷州”指的是臺灣;“山夷”指的是臺灣當地的老百姓。

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大陸出現了三百多年的分裂，政權頻繁更替，戰亂連年不斷，各個統治集團還無力穩固政權，就更無心顧及一海相隔的臺灣了。大陸和臺灣的交往也只限于民間的貿易交流，一時間臺灣與大陸的關系，因為有臺灣海峽的阻隔而變的有些疏遠了。

見于現存歷史文獻上的有關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第二次接觸，發生在隋代。隋代稱臺灣為“流求”。關于臺灣和大陸這時期的相互往來，可以從《隋書》的文獻上得到證實。

隋煬帝(公元569―618年)，即楊廣，隋代第二位皇帝，公元604-618年在位。在位時期，他營建東都洛陽，開掘運河，修筑長城，開辟馳道，三征高麗，同時，他也有志于“海上遠略”。

《隋書·流求傳》記載：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海師何蠻等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隋煬帝雖然沒有急于表態，但內心還是蠢蠢欲動。

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根據海師何蠻奏報，“命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這一次到了流求國后，因為言語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對于這樣一個結果，隋煬帝深感不滿。

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隋煬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王不從，朱寬取其布甲而歸。”“布甲”，流求人用苧麻紡成布后編織的鎧甲。兩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煬帝有些惱火，決定以武力征討。

《隋書·陳棱傳》記載：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陳棱拜武賁郎將;后三歲(大業六年，公元610年)，與朝清大夫張鎮州發東陽兵萬余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

隨后發生的事情，在《隋書·流求國》中有所記載：“初，棱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昆侖人頗解其語，遣人慰渝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棱擊走之，送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

帶著隋煬帝對流求“先禮后兵”的方針和策略，肩負皇帝對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陳棱再次漂洋過海來到流求。由于招撫行動受到了當時流求統治集團的強烈反對，流求王歡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對抗，拒絕接受“招撫”。和平解決流求問題的計劃破滅后，陳棱只得率軍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結果大敗歡斯渴剌兜兵。陳棱乘勢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殺死了流求王歡斯渴剌兜，并俘虜了一萬七千人而還。

隋煬帝楊廣對臺灣的征伐，不過是當時我國的封建統治者對臺灣的一種短暫的經略行動而已。隋煬帝解決臺灣問題的目的在于讓臺灣臣服，讓臺灣人民知道當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氣，少了一些人文關懷，沒有考慮打下臺灣來以后，該怎么管理臺灣和發展臺灣，而只為逞一時之能，泄一時之憤，所以使隋煬帝在解決臺灣問題上變成了“虎頭蛇尾”，甚至有些徒勞。

由于沒有留下駐防臺灣的軍隊，沒有設置相應的官府機構，沒有真正把臺灣和臺灣人民放在心上，這是問題的關鍵。隨著軍事行動結束，大陸武裝離開臺灣后，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接觸又重新被波濤洶涌的臺灣海峽所阻隔。盡管如此，隋煬帝對臺灣的行動，畢竟給后來的歷朝歷代統治者，提供了進一步了解臺灣軍情、民情的機會，為臺灣后來的歸附提供了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