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勤儉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也沒有像其他官員一樣染上官宦習氣，平日的飲食起居，一直遵守著寒素的家風。這種“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無幾的，用民間俗語來形容，他是一個不會混世的主兒。

從《曾國藩家書》中發(fā)現(xiàn)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時，還是羅鍋上樹——錢缺，家庭開支捉襟見肘，月月見底，手頭拮據(jù)，并且還欠了一屁股的外債，這在“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清代倒是有點另類。今天給大家分析一下欠債背后的真相。

曾國藩不惑之年時，可以稱得上一個名副其實的債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親，也是因為手頭較緊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時他40歲，在寫給家人的信中稱：“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需數(shù)百，甚難措辦。”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是一分錢急死英雄漢，曾國藩為難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這么難，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夢。

雖然他已是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沒有給他減壓，這些債務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可以說，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過的。咸豐二年(1852年)他42歲，得母訃聞，(本文由天天愛養(yǎng)生網(wǎng)整理發(fā)布)，回籍奔喪，他在家書中說：“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云伯籌劃一切，必能俯允。現(xiàn)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張羅。”老母親去世了，回家吊孝時，口袋里一分錢也拿不出來，置辦喪事還要求別人幫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鍋賣鐵、舉步維艱的地步了。

回家奔喪途中，他在九江耽擱兩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錢)1000兩，手握沉甸甸的銀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還債，他拿出300兩托人捎回京城還債，剩下700兩，以200余兩在省城還賬，帶400余兩至家辦葬事。欠債還錢，天經(jīng)地義，當時他的腦子里就只剩下兩個字：還債。

不管怎么說，曾國藩身為清朝京城高官而債臺高筑，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造成他家庭財政出現(xiàn)嚴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里債臺高筑的一個最關鍵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貪、反哺家、應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四個弟弟。作為兒子，他是孝順的，他每年都要從京城給家里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作為長兄，他是如父的，對家人關懷備至，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官場的應酬，家族的婚喪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財政開支的重大壓力，可所有這些又是他樂于辦的事。手頭緊時向外借些銀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咸豐二年(1852年)以后，在曾國藩的家書中已很少再提到借錢的事了，主要的原因是，曾國荃等幾個弟弟都已長大成人，事業(yè)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為錢的事發(fā)愁了。

不惑之年的曾國藩，雖居高位，但債臺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讓人重新認識一下這個“曾剃頭”，他雖然有殺人如麻的可惡之處，但也有高雅脫俗的為人之道，他節(jié)衣縮食為自己，樂善好施想別人，這也許是他可愛的另一面吧。對于曾國藩這個人，毛澤東的“獨服”、蔣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國之策外，應該還暗藏崇尚他的處世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