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為日本打開了一扇“全景天窗”，經過漫長文化焦慮煎熬的日本，似乎突然找到了文化方向，那就是從制度到文化“歐化”(西化)。

西方制度令日本受用無窮，然而，西方文化卻令日本加劇了文化焦慮。尤其在西化日本成型后，一味想跟亞洲說再見、一心想融入歐洲的日本，遭受了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打擊后，刺激了日本文化主體性覺醒，有意疏遠了西方。

這起重大歷史事件，就是發生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后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甲午戰爭結束后，戰勝國日本眼看將要得到夢寐已久的中國遼東半島，但是，法德俄“三國干涉還遼”，卻讓日本空歡喜一場。

“三國干涉還遼”從軍事上講，使日本“痛失遼東”戰略要地，從文化角度上，標志著西方對日本的排斥。“三國干涉還遼”后，日本人開始對本國“西化”國策進行反思，他們認為，“漢化”不行，“西化”也不行，必須要尋找到自為主體的“日本主義”。

如何建立“日本主義”？既要排除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儒佛兩家影響、又要保持與西方的文化距離？

一批日本學者再次適時“出土”了“神道文化”。

20世紀三十年，日本有個著名哲學家叫高山巖男，他從《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尋找土生土長的日本精神，結果找到了國家神話。他認為，日本的神話故事，多講建國的由來、皇室的起源、國家的發展等，自然神話和文化神話，都從屬于國家神話。而以國家神話為根基的日本文化，經過“漢化”和“西化”后，已經成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來，中國文化早已過時，西方文化也早晚衰落，惟有國家神話能永恒推動日本崛起。

于是，日本神道文化再次被拔高。原為日本地方文化的神道文化，因為國家苦于放大原創，便由地方文化轉成國家文化。與其用儒學教育臣民成為天皇的馴服工具，不如用神道鼓舞民族信心，把日本的歷史精英們一道“封神”，從而讓國民死心塌地地跟著他們走，甚至把東方領袖國天經地義地說成是日本。

于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神道頓成無價之寶，其功能被無限放大，從那里尋找土生土長的日本精神，變成了原創捷徑。以“和魂”替代“漢心”，以“神道”替代“佛心”，與明治維新明確提倡“和魂洋才”、“日本精神”遙相呼應。原來屬于地方性民間信仰的神道，徹底變身為全國性的國家神道。此間，崇拜天皇、信仰神道，與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無縫對接”，終于令“日本主義”煞有介事。

甲午戰爭結束半個世紀后，日本對西方一哥美國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這場戰爭，被日本軍政少壯派自詡為“東西文明的決戰”，儼然，日本此時已不是融入西方的小弟，而是東方霸主，要率領東方與西方一決雌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