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常乃惪在《中國思想小史》中曾說，《新青年》時代，新文化運動只在醞釀，尚未成熟，故我們只能謂之為黎明時代。五四運動起后，春雷一聲，才將新文化運動從搖籃撫養成熟起來，“他成了一種潮流，一種猛厲無前的潮流，將舊社會的權威席卷而去”，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互為因果的好例”。

1920年4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么……”

陳獨秀說，“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他認為，“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威權;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的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并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

陳獨秀提出新文化運動應該注意三件事：注重團體的活動;注重創造的精神;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他特別強調說，“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于舊文化不滿足，對于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于東方文化不滿足，對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余地，我們盡可前無古人，卻不可后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其說啟迪至今。

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是新，從根本上說是實現人的現代化，把人從愚昧中解放出來。1931年5月4日，當年的北京大學學生領袖羅家倫在南京五四運動紀念會演講中說，在新文化運動發動以前，大家在思想上的醞釀，就是要采取西洋文化和科學方法以適應時代的進步。我們并不是盲從西洋，我們也不能迷信中國。我們要用新的科學方法，來判斷一切，來估定各項中國文化里的成就，中國社會上的現象本身價值。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對文化的各個層面和角落，包括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等進行價值的重建，以現代文明清掃傳統社會幾乎所有問題，以新標準估量舊文化，獨立自主地判斷和取舍從前天經地義的價值觀，接受科學的洗禮，掀起以人為本的思想解放大潮，為現代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的建設奠定了基石，留下“新文化運動”的熱詞。

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新，在于其產生的歷史作用.新文化運動之前，各派在宣傳各自主張時，都沒有徹底批判封建思想.洋務派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強調維護封建正統思想觀念不動搖;康、梁維新派“托古改制”，披著孔子的外衣去干那“離經叛道”的事業;革命派大造革命輿論，進行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斗爭，拿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并不是“民主”、“科學”，而是帶有濃厚的“反滿革命”的色彩，什么“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等等.新文化運動民主主義激進派把斗爭矛頭直指封建禮教，提出打倒“吃人的禮教”的口號，這是戊戌變法時的維新派和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說的.新文化運動猛烈地抨擊了具有二千年歷史的封建專制的理論基石——以儒家為代表的舊道德、舊文化，使人們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啟發了民眾的覺悟，這對五四愛國運動起宣傳動員作用.后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啟發了先進知識分子，使他們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拯救中國、改造社會和推進革命的思想武器.這是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