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居喪是指從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時間內，死者家人和親屬在飲食起居等方面表現出的異于平時的行為，這種行為是為了表達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時、因地、因民族而各異，并無統一的標準。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學派的先驅(胡適認為即是孔子)才對此產生了特殊的興趣，并將其發展為禮制，其中最大的創造，就是《儀禮·喪服》中所提出的子為父母、妻為夫、臣為君的三年喪期(實際為27個月)。其后直至漢初匯集成的《禮記》一書，又對三年喪期內的守喪行為在容體、聲音、言語、飲食、衣服、居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如喪期內不得婚嫁，不得娛樂，不得洗澡，不得飲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須居住在簡陋的草棚中，有官職者必須解官居喪，等等。

這就是宋高宗《起復詔》起始即稱的“三年之喪，古今之通禮也”。但這些理論在未得到統治者首肯之前，還不能落實為強制性的規范。

因此整個春秋戰國至秦及漢初，除了孔子弟子曾為孔子守喪三年外，并無一例守滿三年者。

既便是孝子，如齊國晏嬰為其父晏桓子、吳子諸樊為其父吳子乘、刺客聶政為其母，也都是安葬后即結束居喪，時間一般為3個月或百日，稱為“既葬除服”。儒家的三年喪制度還遭到其他學派的抨擊，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墨子，見于《墨子·節葬下》篇。

法制化

居喪制度作為強制性規范始于漢武帝，但整個兩漢時期的禁約對象限制在王室諸侯范圍內，法律上并未強制居三年喪。

兩晉時期，三年喪與期親喪已成為官吏的強制性行政規范，晉時對于居喪違制的處罰大多并非出于法律或詔令之依據，而是出于“清議”。

南北朝時期，居三年喪入于刑律。隋唐時期居喪制度全面法律化，不僅將居喪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條款被列入“十惡”罪中。

至明清時期，居喪法律有所變革。

《唐律疏儀》規定：居父母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居期親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內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內，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喪，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喪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喪，解官居服，而有心貪榮任，詐言余喪不解者，徒二年半。”大清律規定：“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喪娶妾，妻女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剃發。仕者解任。士子輟考。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小入公門，不與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