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調控指的是政府實施某些政策措施以調節市場和國家經濟的運行，這雖然是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但中國古代也有商品經濟，并用在不同時期得到了長足發展，因此也存在著對宏觀經濟如何調控的問題。

兩種主張

在如何管理宏觀經濟的問題上，中國古代始終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主張政府不要干預，如司馬遷總結的“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其爭”，即對國家經濟最好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隨勢引導、加以教誨，再次是通過制定法規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才是直接與民爭利。另一種看法是政府需要對宏觀經濟進行干預和介入，實行國家調控，如管仲所主張的“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即國家利用貨幣、價格和市場等手段來調控經濟。

前一種看法可以叫做“善因論”，后一種看法可以叫做“輕重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它們在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早期幾乎同時出現了。

春秋時期，奴隸制逐漸走向崩潰，商品經濟興起，政治上又呈現出諸侯爭霸的局面，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實現經濟發展的突破提供了條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管仲于是提出了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主張，以實現“兵強、民足、國富”的目標，繼而稱霸天下，他的想法得到了齊桓公的大力支持。

管仲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有一套系統的政策措施，除了“通權重”即統一貨幣外，還有“以農為本、本末并舉”的產業政策，“寓稅于價”、“與之為取”的財稅政策，同時主張發展工商業和內外貿易，通過降低稅收把齊國變成一個“自由貿易區”，達到“以商止戰”的目的。管仲甚至提出，在國家財富得到充分積累的情況下可以適當“侈靡”，即增加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費，從而鼓勵和調動整個統治集團和富人的消費，以刺激經濟，達到“富者靡之，貧者為之”的目的。

管仲的經濟主張取得了巨大成功，經過對國家經濟的干預和調控，齊國一躍成為當時最富有的諸侯國，并成為春秋五霸之首。他死后被安葬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南的牛山上，人們樹立起高大的石碑紀念他，在他輔佐齊桓公稱霸一個世紀后，孔子仍贊嘆說：“微管仲，吾披發左衽矣！”

孔子贊頌管仲，但孔子的經濟思想與管仲卻不同，孔子主張仁、義，在義和利的關系上主張“重義輕利”、“貴義賤利”，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干預經濟不同，孔子更重視對經濟的道德干預，孔子的經濟思想對孟子、荀子、墨子、老子等人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都主張“富國”，但同時普遍主張對經濟不要過多干預。對了漢初，國家從長期戰亂中走來，急需休養生息，相當一部分人更加認同對經濟不能過多干預，這就是司馬遷提出“善因論”的背景。

鹽鐵會議

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兩種看法在中國古代一直交織并行，它們在不同的時期分別占上風，有時候這兩種觀點也會發生碰撞，產生激烈的交鋒。

漢初，政府施行“行仁義、無為而治”的政策，對包括工商業在內的經濟活動很少干預，使商品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漢武帝繼位后，出于強化中央集權、建立大一統王朝的需要，內政、外交連續推出了多項重大舉措，尤其是連年對外征伐，給國家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

為解決政府財政不足的問題，漢武帝調整了管理經濟的思路，接連推出了多項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措施，先是宣布鹽鐵官營，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繼而壟斷冶鐵經營，又任用桑弘羊先后推行了算緡、告緡、均輸、平準、酒榷以及貨幣改革等一系列經濟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漢武帝的經濟改革也帶來了很多弊病，突出的表現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而且使財富更加集中，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漢武帝駕崩后霍光輔政，朝廷里形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以桑弘羊為代表，堅持國家繼續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通過強化對經濟的控制進一步增強國力；一種以霍光為代表，主張對經濟不要管得太嚴，休養生息，關心民情，免除田租。兩種觀點勢均力敵，都無法說服對方，于是朝廷舉辦了一場辯論會，公開討論應該施行哪種經濟政策。

西漢始元六年（前81年）2月，這場辯論會在京城長安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三方人員：一是以桑弘羊為代表的政府官員，是干預政策的“正方”；二是各地的民意代表、知名人士，即所謂“賢良方正”，多達60人，是干預政策的“反方”；三是丞相田千秋，是辯論會的主持人。這場辯論會不僅參加的人數眾多，而且會議開的時間也很長，一直到這一年的7月才結束，歷時達5個月。會議討論得也十分激烈，作為這場辯論會的主角，桑弘羊一共發言114次，對他所主張的經濟政策進行了辯解。

這場歷史上著名的辯論會被稱為“鹽鐵會議”，會議的記錄經整理后多達10卷、60篇，這就是著名的《鹽鐵論》。這場辯論會雖然議題廣泛，但其實質就是要不要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宏觀經濟調控。霍光雖然沒有參加辯論，但他的主張最后占了上風，會議辯論的結果，認為應當堅持漢武帝晚年輪臺罪己詔中制定的政策，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重新進行調整，推行與民休息，把公田交給貧民耕種，貸給農民種子、口糧，免除部分賦稅、徭役，降低鹽價，同時與匈奴保持友好關系，這些措施都是對前一階段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于恢復經濟、緩和內外部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

國家干預

但總的來說，在中國古代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在大部分時候占據著上風。王朝更替以及大的戰亂等社會重大變革發生時，往往需要在經濟政策上進行重大調整，即使一些相對太平的年代，由于承平日久，舊制度的弊端越來越多，矛盾累積越來越嚴重，也需要經濟政策有所變化。

歷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幾乎都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也幾乎都涉及到經濟政策的調整問題，改革的主題要么是加強經濟干預，要么是減少干預，改革的結果往往都能對前一階段政策的偏頗進行一定程度的糾正，但能否徹底扭轉經濟局面還要具體分析。

唐朝開國后出現了類似于漢初的局面，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等人提出的主張，在經濟上不做過多干預，輕徭薄賦，勸課農桑，自己帶頭戒奢從簡，使經濟得到了恢復。但隨之而來的是，貧富加劇，諸侯權勢增強，最終釀成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后朝廷任用號稱“理財專家”的劉宴主持財政工作，及時推出了多項措施加強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唐朝前期鹽稅一直很低，食鹽實行的是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政策，劉宴改為民制、官收、商運、商銷，又推出常平鹽法，派鹽官運鹽到邊遠地區存儲，在食鹽供應困難、價格上漲時以平鹽出售，調節鹽價。在糧價管理上政府也積極介入，以往遇到豐年商人都會壓低糧價，農民損失慘重，劉宴推出政策，遇到豐年時讓各地以適當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糧食，“豐則貴取”，避免出現谷賤傷農的事情。而在欠收年份，有商人抬價時政府則用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糧食，“饑則賤與”，這些政策都取得了成功。

宋朝立國后也重視農業發展，宋太祖立下“勒石三戒”，要求休養生息，不許瞎折騰，經濟也很快得到恢復。但隨之而來出現了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國家財政收入的水平雖然已經很高了，但仍陷入困難，在這種背景下王安石主導變法，目的也是想通過行政、法律的手段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增加財政收入，擺脫經濟困局。再以后，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清朝的“一條鞭法”等，這些著名的改革盡管處在不同的時代，但其推出的背景也大都相似，每一次改革都是一輪對宏觀經濟的調控，都試圖以國家手段的介入使問題叢生的經濟擺脫困境。

天生缺陷

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愿望都是好的，但效果卻不盡相同。

有的調控措施推出恰逢其時，措施也很貼近實際，最高統治者的改革意志也很堅決，所以取得了成功。有的調控措施力度雖然也不小，措施也很有力，但效果卻不理想，改到一半就遇到很大阻力，被迫草草收場，有的調控措施甚至被徹底推翻。

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王安石變法是一次強有力的宏觀經濟調控，一開始聲勢十分浩大，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接連推出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調控措施，改革的“頂層設計”不僅完備而且充滿了超前意識，但這些政策措施推出后立即引來了激烈爭論和反對，改革一直在爭議中進行，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廢。

反思這場改革失敗的原因，有人認為是最高決策者宋神宗意志不堅決，有人認為是既得利益者勢力太強大，有人認為是改革者沒有做好宣傳發動，沒有爭取到百姓的廣泛支持。其實換一種角度看，問題恐怕更出在改革措施本身上，這場為改變積貧積弱面貌而進行的宏觀經濟調控，一開始似乎就真的只定位在“富國”、“強兵”這兩點上，調控措施很多，但真正有力度的只是財政、稅收這些領域，無論是青苗法還是方田均稅法、募役法，要點都是如何改變收稅方式，而不是在生產、流通環節對生產關系進行調整，使生產力得到釋放。

中國古代大部分失敗的和虎頭蛇尾的改革往往都存在這個問題，問題嚴重了改一次，改一改情況好點兒，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于是重新去改，由此陷入改革和調控的循環與怪圈。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這些宏觀經濟調控往往一開始就只著眼于國家的財政和稅收，只想“富國”，而沒有解決經濟發展中深層次問題的智慧和勇氣，結果只是換了一種方法向百姓收稅而已，沒有起到調控經濟的目的。一場轟轟烈烈的宏觀經濟調控變成了一次簡單的“理財”活動，又從“理財”變成了“斂財”，結果自然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