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癌癥有如邪惡精靈突然從潘多拉魔盒里竄出來，在人們身邊肆虐開來。

“去年我們醫院門診量有70多萬，我2008年來的時候才二三十萬，每年近十萬的增長，”全國腫瘤登記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副主任代敏向本刊記者感嘆，“太不可思議了。”

中心公布的《2015年腫瘤登記年報》顯示，2011年中國新增癌癥病例約337萬例，相當于每分鐘就有6個人得癌。按照慣例，2015年年報的數據是依據2000年到2011年的數據作出的趨勢分析。而該中心向本刊提供的最新數字顯示，2015年，全國癌癥發病率為429.2萬例，其中肺癌發病率為73.33萬例，居首位。

“2000年以前，我們討論比較多的是傳染病的事，慢性病是2000年以后才開始說得多起來”，代敏預計，未來一二十年，癌癥發病率還會持續走高。

窮癌，富癌

中心提供的數字顯示，遺傳對于癌癥的貢獻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衛組織認為，40%以上的癌癥是可控的。

中心的數字來自全國300多個腫瘤登記點。這些登記點分布在農村和城市，前者到縣一級，后者到區一級，按照規范化流程和方式來收集腫瘤信息，能覆蓋10%—20%的人口。

收集上來的數字在全球也位居高位。

世界衛生組織此前發布研究報告稱，2012年，中國的發病個案幾乎占了全球一半，高居首位，并預測2035年全球新癌癥病例將增加近一半。

在代敏看來，全球癌癥高發，和老齡化程度增長有關，中國顯然未能幸免。

印度裔美國醫生悉達多？穆克吉在《眾病之王：癌癥傳》中指出，癌癥之所以在歷史上缺位，首先就是因為這是一種和年齡相關的疾病，其發生率呈指數性地隨年齡增加。比如患乳腺癌的概率在30歲左右的婦女中是1/400；而70歲左右的婦女，每9人中就會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會，人們長期受到肺結核、霍亂、天花等疾病的威脅，往往還沒得癌癥，就死掉了。

癌癥被科學家們認為是一種現代病，是“典型的屬于20世紀的苦難”，是“過度”的變態。它侵入組織，在敵對的環境下，建立領地，在某一器官中尋覓“庇護所”，然后轉移到其他器官。它瘋狂地求生存，寸土必爭，還具有防御意識。如果說人們在尋求長生不死的話，那么，癌細胞也在尋求長生不死。

在中國，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癌癥譜系也發生了變化。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還是以消化道癌癥為主，即“窮癌”，2000年以后，開始向發達國家靠攏，肺癌、乳腺癌、結直腸癌上升較快。到現在，肺癌位列男性發病和死亡率第一位，女性發病首位則是乳腺癌，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若按照城市和農村劃分，在2015年總發病率上，城市比農村高出32萬。

很顯然，這一數字佐證了“癌癥和生活水平提高有關”的說法。“癌癥相關因素在城市聚集比較多，比如胖的人多，生活壓力大的人多，快速富起來的人多，且老齡化程度相對比較高”，代敏告訴本刊記者，但若從死亡率上比較，農村則高于城市。畢竟，腫瘤的有效化治療、規范性治療在農村還比較差。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公認為導致癌癥高發的原因之一。

中心提供的數字顯示，遺傳對于癌癥的貢獻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衛組織認為，40%以上的癌癥是可控的。在中國癌癥主要危險因素歸因危險比上看，病毒感染、吸煙、水果攝入偏少、飲酒、蔬菜攝入偏少、職業均榜上有名。比如吸煙，30%以上的腫瘤是吸煙引起的。具體到肺癌，百分之七八十和吸煙有關。

具體到癌癥在各個省份的分布及種類，則還沒有來自官方的權威數據。

“各個地區的標準不一樣。比如北京做得好些，是全人口覆蓋，但河北可能只有幾個點的數據，這就不那么可比，”代敏說，要等到最新版的癌癥地圖出爐后，才可以清楚地進行比較，“要把各地數據調整到同一個水平去比，各個癌種的情況等等就很清楚了。源數據來自我們，但還需要中科院等機構配合，工作量非常大。”

環境致癌？

“環保部有環保數據，我們有疾病數據，但這兩個部門的合作機制在中國幾乎是不存在的。”

距北京43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夏墊鎮二里半村，村民馮軍為水污染一事奔走了十年整。

15年前，馮軍承包了一個魚塘。幾乎與此同時，一家軋鋼廠也建起來。該廠的污水排放管道距他家的水井只有三四十米。2006年，馮軍的大女兒患上了急性白血病。次年6月，大女兒病逝。

馮軍將其歸因為軋鋼廠排放含砷、錳的污水污染。此后十年，他不斷上訪、求助各種媒體，甚至挨家挨戶進行調查，做了一張近十年因癌癥致死的名單，有30多人。在他看來，這該稱得上“癌癥村”了。

近十幾年來，“癌癥村”三個字頻頻見諸媒體，亦有人總結出中國十大“癌癥村”。

在民間，有關“環境是否致癌”的調查研究悄然展開著。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教授、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和她的團隊曾用八年時間完成了《淮河流域水環境與消化道腫瘤死亡圖集》。

以淮河一級支流沙潁河流經河南沈丘縣為例，2004年到2006年，研究人員發現，當地的兒童(惡性)腫瘤死亡率是188.81/10萬，同期全國平均水平是120/10萬左右。而在改革開放前，沈丘縣卻是個沒有污染的典型農業縣，腫瘤死亡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楊功煥等人在每一個沿河流域調查點，除搜集當地居民的飲食、飲水、抽煙、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等數據，還會找到周邊遠離河道，農田灌溉及飲用水不是來源于淮河水的地方作對照。等量的人，跟蹤監測同樣的指標。

同樣以沈丘縣為例，三年數據比較下來，在飲食、煙酒等習慣相當的兩組人中，研究區消化道腫瘤(如食管癌、胃癌)患病率，相當于對照區的5倍。

楊功煥認為，這一比對使得水污染的致病因素明顯浮出。

她的研究可以看做目前學術上對“癌癥村”最權威的解釋。甚至在環保部2013年2月份發布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中，也首度承認了“癌癥村”的存在。然而，在歷年全國腫瘤登記年報中，始終未找到這一描述。

對于“癌癥村”的說法，代敏顯得格外謹慎。“我們一般比較回避。從現有數據看，癌癥發病率和環境之間關系的數據比較缺乏”，她給出的理由是，這需要大量數據支持，尤其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想得到這種觀點性結論，需要樣本相當大，“所以我不敢妄議其中關聯度有多大，但是又不能否認，因為危險因素上來講，是有機制存在的。”

而大量前瞻性研究之所以難以開展，則由于環保部和衛生部一直沒有建立起合作機制。

“據我們了解，這些數據的監測環保部都比較少，他們下屬的一些部門數據又不一定都開放。他們有環保數據，我們有疾病數據，但這兩個部門的合作機制在中國幾乎是不存在的，”有相關人員對本刊指出，“我們只是看到在一個地方，病例聚集性出現了。但是否和環境污染有關系，這個不清楚。”

至于人們普遍關心的霧霾和癌癥之間的關系，代敏明確認為，至少目前的腫瘤高發和霧霾無關，“腫瘤不是三五年長成的，尤其是肺癌，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而北京的空氣霧霾大概是從2008年以后才比較嚴重的，如果之后的五到十年，發病率一下子上去了，這個肯定和霧霾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