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是民和地區的土著民族，但土族之“土”字，并非土著的意思，而是特定的民族稱呼。長期以來當地土族自稱“土昆”、“忙古”，漢族稱土族為“土人”，“土昆”，藏族稱土族為“霍爾”。從這些稱呼中可以看出，土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是十分復雜的。其族源可追溯到西晉時期西遷的吐谷渾，其族名也由“吐谷渾”之“吐”字逐步演化而來。這一說法為民和大部分土族群眾所認同。民和歷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們已在此繁衍生息。

秦漢以前為羌人居地，西漢時納入中央版籍。漢武帝昭和時期，在包括民和地區的湟水流域設郡建縣。金城郡治(允吾)，就設在今民和下川口一帶，自此，民和成為青藏高原與內地政治、經濟、文化聯系的通道。漢宣帝時，趙充國屯兵河湟，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開始傳入青海。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今中川、官亭一帶設白土縣。(《民和縣志》1-2頁)兩晉南北朝時的“土谷渾”，中唐而后語謬為“退渾”，(《新唐書·土谷渾》)，《新五代史》和《宋史》卷492，《遼史》又稱作“吐渾”。總之，唐宋時有稱作“退渾”、“吐渾”者。而“渾”蒙古語是“人”的意思，故到元正式稱作“土人”了。這時史書記載的“土人”，已是一個單一的民族。它是既不同于土谷渾，也不同于漢、藏、蒙古等族的有著自己獨特風格的民族。土族族源以吐谷渾遺裔為主，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又不斷融合了蒙古、漢、藏、回、羌等民族的成份。唃啰相傳在北宋年間，西來的陰山韃靼與西夏結合，同斯進行過長期的戰爭。

蒙古族系的部族在這個時期經黃河臨津渡進駐黃河谷地民和三川地區，由成吉思汗部將格日利特帶領的部屬余部在這里與當地居民融合形成土族一部，主要生活在趙木川地區。

現在民和三川趙木川土族自稱祖先是蒙古人，每逢重大祭典都要往東祭酒，以示不忘其祖。當地還留有當時蒙古軍駐軍的遺跡，據說趙木川窯洞是蒙軍格日利特指揮部所在地，在當地人心目中極為神圣，只是祭祀祖先時才聚會于此。三川喇家村、鮑家村土族，原是黃南同仁遷來的藏民，過去每年正月十五，他們還穿上藏式服裝，到各莊巡游，以紀念祖先。

根據三川部分土族的族譜記載，在明洪武年間，曾有一批漢人從山西等地遷入三川地區，與當地土族人民長期相處，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了。民和三川官亭土族張家、賈家的家譜稱其祖先原系山西平陽人，秦家家譜稱其祖先原籍山西大柳樹莊人。

這些漢民族主要是逃避天災人禍，謀求生路，長期飄泊，跋涉遠足西部土鄉，與土族雜居，互通婚姻，逐步演變為土族。土族中還融有回族、維吾爾族的成分。民和土族地區冶土司之祖，維吾爾人薛都爾丁元初為甘肅僉事，薛都爾丁率其部(均維吾爾人)進駐今民和米拉溝一帶。其中大部分融合到了回族中，有一小部分融合到了土族中。

歷史上多有使者、商旅或軍隊由臨津渡進入青海境內，以官亭為首站，官亭成為絲綢南路貿易重鎮，明清時期曾出現“朝貢不絕，商旅相繼”的極盛場面。東晉高僧法顯、北魏時比丘惠生及宗云、隋煬帝及唐高僧道宣等，都曾先后取道于此，或往西域，或往印度(經西藏)。

民和境內這兩條唐蕃古道閱歷了兩千年的滄桑，漢唐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一直都是經營青藏高原地區的戰略干線，在人類文明和祖國統一，以及國內民族交融、民族團結等方面都曾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三川地區土族形成發展有過舉足輕重的歷史性作用，特別是民和土族表現的濃厚的漢文化習俗色彩，不能不說是兩條古道產生的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軍隊遠征，部眾散亡寄生于當地，商賈窮途求存于土著也是土族的一個來源。土族形成以后，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同時其他民族也融合有土族的成份，這也是三川地區歷史上各民族相互親善、友好相處的一個有力的根源印證。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土族受漢藏文化影響較深。民和土族則表現出比較濃厚的漢文化色彩，故藏族稱其為“嘉霍爾”，意即漢化了的霍爾人。在今民和其他少數民族中，民和土族對漢文化教育尤為重視，接受融匯漢民族優秀文明程度先于其他少數民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