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藝術起源于中國，日本圍棋亦由中國傳入并將其發(fā)揚光大，可以說圍棋是亞洲人的專長，更有人說“中國是圍棋的生母，而日本則是它的養(yǎng)母”。那么日本圍棋與中國圍棋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呢？

日本圍棋發(fā)展史

初傳日本

圍棋何時傳到日本，迄今為止仍無公認的準確答案。在日本民間曾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最早是由日本古代著名學者吉備真?zhèn)?694—775)在唐留學二十年后，于公元735年帶回日本的。但據(jù)信史所載，公元685年天武天皇就曾召公卿上殿手談。繼而又有689年持統(tǒng)天皇禁止圍棋和701年文武天皇解除禁令的記錄。爾后日本現(xiàn)存最早史書712年完成的《古事記》中，也多次出現(xiàn)以“其石”字做地名、人名的例子。另外718年公布的“僧尼令”中亦云：懲罰博戲，獨優(yōu)弈其石。這些記載都早于吉備真?zhèn)錃w國的735年。顯而易見，“吉備最先傳入說”是不能成立的。比以上日本人的記錄還要早的是636年完成的我國正史之一《隋書·倭國傳》中提到的倭人“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據(jù)此，與以上日文材料相印證，可以說在七世紀圍棋已被日本人所接受，這是一種比較穩(wěn)妥的說法。此外1980年版《大日本百科事典》更認為，遠在公元一——四世紀間，圍棋就由中國經(jīng)朝鮮傳入日本，至大和時代(公元四—七世紀)已經(jīng)流行于統(tǒng)治階級之間了。但此說系據(jù)推考而來，并無確鑿證據(jù)。

圍棋盛行

到奈良時代(公元710—794)，圍棋在日本宮廷盛行起來。專門保存古物的奈良正倉院就存有圣武天皇(724—948)使用過的棋局。日本史書《續(xù)日本紀》中也有如下記載：公元738年宮中有二人名曰大伴宿彌和連東人者，于政務之閑對弈，爭論中宿彌以刀砍殺東人。值得一提的是，此時已出現(xiàn)職業(yè)棋師，并出入于宮中了。759年編纂的日本和歌總集《萬葉集》中就收錄了兩首棋師的作品。

公元848年，在近代以前的中日圍棋史上留下一段兩國國手正式棋枰對坐的佳話。對此，唐代蘇顎所編《杜陽雜編·卷下》有精彩的描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敕顧師言待詔(即棋待詔，宮中棋師)為對手。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zhèn)神頭，乃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回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愿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可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zhèn)神頭圖。”對這段記述一些日本圍棋史家出于“圍棋上國”意識而不愿承認，但《舊唐書·宣宗本紀》也有所記載：“(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三月已酉，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這是迄今為止古代中日圍棋國手對弈的唯一記錄。以后數(shù)百年間日本在圍棋規(guī)制上基本遵循中國傳統(tǒng)下法，中國的《玄玄棋經(jīng)》一直是日本棋手必讀的權威之作。

進入平安時代(794—1185)以后，圍棋倍受上流社會婦女的青睞，對此，在十一世紀問世的《源氏物語·竹河》等章中，有相當細致的描寫。到鐮倉時代(1185—1333)，圍棋在習慣于戰(zhàn)場生活的武士中也逐漸傳播開來，即使在緊張的戰(zhàn)爭空隙之際，武士們仍迷戀于黑白之間。這大概是由于圍棋的思維方法與實際戰(zhàn)爭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相通的緣故吧。與此同時，圍棋也進入了僧侶的生活，1199年日本棋圣玄尊法師編《圍棋式》一卷，淺近易懂，為圍棋在日本的普及開辟了道路。

四家角逐

日本專業(yè)棋手兼圍棋史專家中山典之，根據(jù)賴山陽所著《日本外史》統(tǒng)計，戰(zhàn)國武將中有30%—50%為圍棋愛好者，三大梟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都具有相當?shù)钠辶Α４藭r，終于出現(xiàn)了寂光寺僧人名曰日海(1558—1623)的圍棋大家，他先后仕奉于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織田信長館覽日海精湛的棋藝后，譽稱其為“名人”;豐臣秀吉曾舉行棋會，賜予天下無敵的日海每年二百石的俸祿;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召日海去江戶，任初代名人棋所。

所謂“棋所”，是德川幕府賜予圍棋最強手的榮譽稱號。其職責是總理圍棋事務，指導將軍弈棋，壟斷圍棋等級證書的頒發(fā)權等。德川家康每年還支付給日海祿米五百石。日海將寂光寺堂宇號為“本因坊”，自己改名稱算砂，是為本因坊鼻祖。這就是流傳至今的本因坊名勝的由來。當時因棋藝高超而享有祿米的還有另外三個嫡派，即安井家、井上家、林家，加上本因坊，合稱“棋所四家”。

在當時戰(zhàn)亂中的日本，統(tǒng)治者認識到棋枰如戰(zhàn)場，因而酷好圍棋并對棋手大力扶植。這樣，圍棋不但沒有因戰(zhàn)亂而衰落，反而出現(xiàn)了日海這樣名垂后世的大師和四大門派爭先的圍棋盛世。1644年幕府建立了“御城棋”制度，出戰(zhàn)者有“棋所四家”和其它的六段棋手。名門望族也可破格參加。參加“御城棋”被看作與武士們在將軍面前比武同等高尚。不久，各家圍繞“棋所”頭銜展開了反復激烈的爭奪戰(zhàn)。這一時期是日本圍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奪取“棋所”的最初爭霸戰(zhàn)是本因坊二世算悅與安井二世算知的對局。從1645年至1653年的九年間，分先對戰(zhàn)六局，結果是3：3成為和局。由于雙方相持不下，因而都沒能就任“棋所”。按規(guī)定，就任“棋所”需符合下列條件：

①以棋藝超群而由“四家”一致推薦;

②并在比賽中取勝;

③得到官命。

算悅死后，算知依靠官場勢力，于1668年被官命為“棋所”。然而本因坊三世道悅提出異議，要求爭棋。至1675年止，雙方酣戰(zhàn)二十局，結果算知負十二局、勝四局、和四局而慘敗，1676年交回“棋所”。道悅將本因坊傳給弟子道策掌門，自己隱退了。這次爭棋是日本圍棋史是最激烈的對抗戰(zhàn)之一。1677年本因坊四世道策被推舉為“名人棋所”。使各家皆無可挑剔而被推舉為名人的只有道策，可謂空前絕后。道策被公認為“棋圣”，他一反傳統(tǒng)的偏于力戰(zhàn)的著法，開創(chuàng)了延續(xù)至今的重視全局協(xié)調的近代布局理論。1682年道策授四子與訪日的琉球第一名手、王子親云上濱比賀對局，這是日本人與外國人對弈，道策精彩地大敗對手，顯示了當時日本棋壇的高水平。在日本一般認為，由此時開始，日本圍棋水平已經(jīng)超過中國，但現(xiàn)代棋界泰斗吳清源先生指出：當時的日本圍棋著作《發(fā)揚論》、《棋經(jīng)眾妙》、《死活機妙》等書，大多取材于中國的《玄玄棋經(jīng)》，并認為，中國在乾隆年間是圍棋發(fā)展史上的最高峰。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曾問過吳清源先生，乾隆年間名手的實力相當于日本的幾段，吳氏答曰：已相當高了，大致不遜于日本的“名人”吧。繼道策之后，井上四世道節(jié)、本因坊五世道知先后任“名人棋所”。1727年道知去世，這以后“棋所”長期空位。因無出類拔萃之強手，棋壇曾一度蕭條。

1766年開始了本因坊九世察元與井上六世春碩的棋爭，翌年察元以五勝一和的壓倒優(yōu)勢戰(zhàn)勝對手，即為名人，1770年被批準出任棋所。此后棋界逐步復蘇，十九世紀初葉至中葉，圍棋活動步入全盛時期。此時，本因坊十一世元丈和安井八世知得棋技相當，皆難居尊，軒此二人平分秋色，同居八段準名人地位，被譽為棋界的雙璧時代。這期間還經(jīng)歷了本因坊十二世丈和與井上十一世因碩就“棋所”位置而明爭暗斗的時代。據(jù)文獻記載，1841年在日本有棋手七段以上8人，六段6人，五段10人，五段以下257人。弘化(1844—1848年)年間見于記載的棋手共有431人。

近代發(fā)展

1853年美國艦隊兵臨日本，要扣關登陸，整個日本朝野震動，形勢告急。圍棋界也因此而趨向衰落。先是1862年終止了“御城棋”制度。其次本因坊十四世秀和的繼承人被稱為棋圣的秀策，在這一年染流行病夭逝。加上明治維新廢除了“棋所”制度，各家交還俸祿，棋士的生活驟然貧困。

1879年本因坊十八世村瀨秀甫聯(lián)合本因坊十二世丈和第三子中川龜三郎和東京的棋—58—士，結成了日本第一圍棋團體方圓社，致力于圍棋的復興。另一方面，去林家當養(yǎng)子的秀和之子本軒坊十七世秀榮目睹本因坊門的困境，便再次繼承本軒坊名號，與方圓社對峙，雙方一起推動了棋界的繁榮。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曾記述了當時日本圍棋普及的情況，“圍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風雅士夫無不習之者，良朋夜宴酒酣興豪則楸枰羅列矣。”在《日本雜事詩》中也有詩為據(jù)“醉吸瓊漿數(shù)百杯，手攜楸局上霞臺，爛柯莫管人間事，且賭瀛洲玉襪來。”而此時的中國棋界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國勢衰微，棋運不振。至本世紀初日本六段棋手高部道平來華，使中國一流棋手紛紛落馬，日本圍棋水平已超過了中國。

棋院成立

這以后涌現(xiàn)出一批圍棋結社，如裨圣會、中央棋院、六華會等。經(jīng)多次分化組合，終于在1925年春，整個棋界合為一體，成立了日本棋院。棋院本部設在東京，并在各地設若干分院。棋院發(fā)行圍棋雜志、書籍，培養(yǎng)棋手并確立了段位制度。日本棋院的成立，結束了少數(shù)世家壟斷棋壇的圍棋門閥體系，鼓勵棋手們自由爭鋒，有力地促進了棋藝的提高。這是日本圍棋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不久若干名手退出棋院，推雁金準一為盟主，結成棋正社，并說服《讀賣新聞》社，向日本棋院提出挑戰(zhàn)。本因坊二十一世秀哉為棋院一方與雁金準一的決戰(zhàn)，使全國的圍棋愛好者欣喜若狂。以此為契機大大刺激了圍棋界，使之進一步興旺起來。廝殺結果，秀哉獲勝。其他的對戰(zhàn)也因棋院有一批以木谷實為首的年富力強的新秀，致使棋正社敗北。1927年《朝日新聞》社登載了大手合(日本棋院的升段賽)比賽情況，其它報紙也紛紛開設了圍棋專欄。圍棋在日本一步步扎根于一般群眾之中，確立了穩(wěn)固的地位，迎來了黃金時代。

清源時代

1928年只有14歲的吳清源東渡日本，1933年與59歲的秀哉名人較藝，破天荒使用了第一、三、五手下在“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這是對道策以來日本傳統(tǒng)布局理論的一次挑戰(zhàn)。這場頗有中日對抗氣氛的惡戰(zhàn)歷時三個月，在日本轟動一時。結果因種種非技術的原因，吳清源以一子之差負于名人。但是，除本因坊一門外，大多棋手公認吳清源應該是真正的勝者。此外吳清源打破了日本傳統(tǒng)圍棋理論的束縛，成為當代圍棋理論的開拓者。1937年秀哉名人引退，把本軒坊名號轉讓給《每日新聞》社，《每日新聞》社又決定捐助日本棋院，設立由全體棋手參加以實力爭奪本因坊稱號的冠軍賽。這就是現(xiàn)在每年一度的本因坊戰(zhàn)。

1939年《讀賣新聞》社籌備的“打入制十局棋”，也以木谷實與吳清源的交鋒開始了。出人意料，吳清源在第六局就以5：1一邊倒的成績擊敗了木谷實。所謂“打入制十局棋”就是雙方積分相差4時(如4：0、5：1、6：2)即使不滿十局，比賽也算結束，積分高者為勝，敗者要降低棋份。1941年雁金準一出戰(zhàn)吳清源，吳氏以4：1領先，到關鍵的第六局時，比賽因故中止了。

1943年當時執(zhí)黑無敗績的后起之秀藤澤庫之助(后改名為藤澤朋齋)定先與吳清源對壘。輿論預料不及十局吳清源就要敗陣，但出乎意料，到第七局，吳竟然以4：3領先，后三局藤澤連勝。當時以十局棋總比分戰(zhàn)勝吳清源的只有以定先6：4取勝的藤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1945年5月，日本棋院被美軍炸毀，戰(zhàn)敗初期的棋手們再次陷入了苦難時代。

戰(zhàn)后的日本棋壇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著日本經(jīng)濟的復興，圍棋人口不斷增加，新聞棋(由報社舉辦的棋賽)也得到了恢復，逐漸迎來了日本圍棋的鼎盛時期。1949年藤澤庫之助在大手合中成績優(yōu)異，第一個晉升為九段。吳清源以十局棋破橋本宇太郎和巖本熏，1950年由日本棋院贈與九段。同年9月橋本退出日本棋院，創(chuàng)立了關西棋院。1951年10月圍棋界盼望已久的吳清源與藤澤的十局棋為棋迷們所矚目。吳清源依然很強，以7勝、2負、1和的比分擊潰藤澤。1954年坂田榮男先相先前來討戰(zhàn)，結果吳氏以6：2獲勝。1956年吳氏又以擊敗當時日本的一流棋手，在日本棋壇占居絕對優(yōu)勢。有人說：“吳清源如能參加本因坊戰(zhàn)(因國籍問題吳氏不參加本因坊戰(zhàn))肯定穩(wěn)操勝券”。吳氏每年要與應屆本軒坊冠軍下三局棋，這幾乎成為定例，而且總是吳氏取勝。吳清源成為高居于日本棋壇之上的超級棋士。

圍棋事業(yè)的發(fā)展

隨著圍棋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每年一屆的本軒坊戰(zhàn)已遠遠不能滿足棋手們的奪魁欲望。在這種形勢下，為選拔空位已久的“名人”，1962年《讀賣新聞》社舉辦了首屆由職業(yè)棋手參加的“名人戰(zhàn)”。這是與本因坊同等級的冠軍賽。其它職業(yè)棋手賽還有《產(chǎn)經(jīng)新聞》社主辦、1963年開始的“十段戰(zhàn)”和新聞三社聯(lián)合主辦、1975年創(chuàng)設的“天元戰(zhàn)”。1977年《讀賣新聞》社又創(chuàng)立了獎金規(guī)格最高、薈萃群星的“棋圣戰(zhàn)”。再加五十年代開始的“王座戰(zhàn)”，1976年開始的“碁圣戰(zhàn)”(為區(qū)別于“棋圣”，中國一般稱其為小棋圣)，合稱為日本七大頭銜。

中國圍棋和日本圍棋的區(qū)別

實際上，日本圍棋與現(xiàn)在中國圍棋還有一些細微差異，也是反映了中國唐朝圍棋的特點，比方說黑先。明清以來中國圍棋的習慣是白先，但是從《忘憂清樂集》中的棋譜來看，唐宋圍棋以黑先為主。還有“目”這個字應該也并不是日本自創(chuàng)，中國的古籍中也有“目”。漢桓譚《新論》中說到圍棋時有“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目”(也有作‘罫’與目同義);梁武帝《圍棋賦》中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用“目”表示一個方格是中文中常見的，如“綱舉目張”。現(xiàn)在口語上還常常習慣把數(shù)叫做數(shù)目，目即數(shù)，點目即點數(shù)。另外，“目”和“道”、“路”一樣都是中國古代的軍事單位，“目”是最小一級軍事單位，古代軍隊中所謂的“頭目”即是“目”這個單位的頭。圍棋模仿戰(zhàn)爭.以軍隊的名稱借用是很正常的。

唐以前多用“道”，宋以后通用“路”，唐朝時大約多用“目”和“枰”，日本圍棋傳自唐，因此不用中國在宋以后才流行的“路”。另外我們應該可以注意到《敦煌棋經(jīng)》中棋寫作“碁”，而宋朝的《忘憂清樂集》中是“棊”，現(xiàn)代為“棋”。日本用“碁”正表明了它傳入時的特征。

中國大陸采用數(shù)子法，吳清源老先生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科學的方法。中國臺灣省采用數(shù)點法，目前只在臺灣島上使用這種規(guī)則，極為麻煩。日韓均采用數(shù)目法，也是目前爭議較大的方法，存在許多不合理性。目前通行的方法是：在哪個地方比賽，就采取哪個地方的規(guī)則。在中國大陸比賽時就采用數(shù)子法，黑棋貼7.5目，在日韓比賽就采取數(shù)目法，黑棋貼6.5目。

規(guī)則是黑貼二又四分之三子 但是日本規(guī)則規(guī)定，勝負是以“地”的多少來決定的。中國規(guī)則則是以生存于棋盤的總子數(shù)。其中包括“雙活棋”的子數(shù)的多少來定。因此，計算同一盤棋的勝負，用不同的規(guī)則就可能產(chǎn)生相反的結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局面相當細微并且只存有一個“單片劫”時，日本規(guī)則是只要打贏該劫便可多得一目“地”，單官與最后計算“地”的多少無直接關系。中國規(guī)則由于是以總的活棋子數(shù)來定勝負(包括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