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止于一樹下，曰：“此嘉樹。”隨行的宇文士及立刻附和，贊不絕口。太宗正色說道：“魏征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

這則故事相當著名，常被引用證明唐太宗“親賢人遠小人”。不過，一般人不知道，這個故事其實還有下文。據劉肅《大唐新語·諛佞第二十一》記載，唐太宗的話一說完，宇文士及便趕忙叩頭謝罪，說：那些大臣們總是在朝堂上“ 面折廷諍”，陛下您老人家常常低著頭沒話說。臣有幸伴駕左右，如果我都不說些順從的話，陛下您就算貴為天子，又能有多大樂趣呢？于是“太宗怒乃解。”

從這個故事里，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人，就算他再有內心的道德追求，再有容人納諫的雅量，也難以擺脫基于私欲之上的人性弱點;而這樣的弱點又反過來會使其所標榜的道德追求變得口是心非起來。明乎此，我們就會發現，歷史上那些曾經令人迷戀的道德佳話，往往會有意味深長的“下文”，而正是這些“下文”，往往又會暴露出那些道德佳話的可疑之處。

據《貞觀政要》卷二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切諫，說：治理天下“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而陛下“承凋殘之后，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唐太宗雖然很不高興，卻沒有發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還借題發揮地說出“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這句千古名言來。

不過，《資治通鑒》卷193卻記載，說過這話的次年，剛剛修繕完九成宮，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繕洛陽宮。這一次，民部尚書戴胄站了出來，說：“離亂甫爾，百姓凋敝，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太宗依然虛懷納諫，不僅表揚戴胄“忠直體國，知無不言”，還給他升了官。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太宗還是忍不住命竇璡修繕洛陽宮。

《新唐書·姚思廉傳》記載，貞觀六年初，九成宮修好后，太宗急欲巡行，著作郎姚思廉進諫說：“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太宗解釋說：“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游賞者乎？”賜給姚思廉帛50匹。另據《大唐新語·極諫第三》記載，監察御史馬周也上疏說：“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同樣予以表揚。不過，表揚歸表揚，唐太宗還是在春暖花開的三月份浩浩蕩蕩地去了遠在寶雞的九成宮，一直在那里療養到十月秋盡。

諸如此類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書中還有不少零散的記載。這使得千百年來被稱頌為“ 明君”的唐太宗，多少暴露出其矛盾、糾結乃至虛偽的一面。或許，某種程度上講，“虛心納諫”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們與唐太宗本人聯手炮制出的一塊“內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半是自欺、半是欺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