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來朝的國家有日本、占城、真臘、暹羅、琉球和西洋諸國，但朱元璋最反感日本。朱元璋的書房里掛著把日本扇子，是明軍從一次剿滅倭寇戰(zhàn)斗中繳獲獻(xiàn)上的。他以此為題寫過一首《倭扇行》，里面有這樣的句子：“國王無道民為賊，擾害生靈神鬼怨，觀天坐井亦何知，斷發(fā)斑衣以為便。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于天憲。”詩中斥責(zé)日本國王無道，民眾都是盜賊，還鄙夷地稱日本君臣平時光著腳，說話像青蛙叫。光是心里鄙視也就罷了，有一次，朱元璋接見日本使者答里麻，居然遇到一件讓他火冒三丈的事。

明初來朝貢的外國使者很多，一般使者來華先被禮部官員接到京師的會同館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等待皇帝的接見。接見時，朱元璋先問：“爾國王安否？”再問：“爾使者遠(yuǎn)來勤勞？”然后使者磕頭，貢獻(xiàn)方物，完畢。這天接見答里麻，朱元璋一時起了興致，多問了第三句：“爾國風(fēng)俗如何？”可以想象，這純粹是上國之君對夷狄小國的敷衍之問，不料答里麻早有準(zhǔn)備，伸直脖子晃著腦袋吟詩作答：“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這首詩明顯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唱反調(diào)，傲慢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惡其不恭，絕其貢獻(xiàn)，示欲征之意”。

鑒于倭寇屢次侵掠海濱郡縣，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楊載出使日本，賜璽書聲討其罪。國書寫得異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訓(xùn)兒子的口氣：“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yīng)天休，如必為寇盜，聯(lián)當(dāng)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一要其稱臣，二要其取締倭寇，三甚至還揚言要縛其國王，征服日本。收到這封國書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國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實力派人物懷良親王。懷良親王可不是個善男信女，銅簸箕碰上了鐵掃帚。

當(dāng)時日本正處于南北戰(zhàn)爭時期，懷良親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頭銜是征西大將軍。南北兩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正面交鋒——筑后川之戰(zhàn)中，懷良親王親自上陣督戰(zhàn)，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勝。無論身份還是性格，懷良親王看到這封劈頭蓋臉訓(xùn)斥的國書，自然一頭惱火，加上受蒙古來襲后遺癥的影響，日本人對中國來使有一種警覺和鄙視的排斥心理，當(dāng)場殺了使者中的五人，把楊載等兩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使臣被斬！這還得了？堂堂中華之主，卻受到夷狄小國如此奚落。“帝得表慍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漢朝鎮(zhèn)守西域的大將陳湯敢喊出“犯強(qiáng)漢者，雖遠(yuǎn)必誅！”的豪言。而作為開國雄主，連一代天驕的蒙古人都被他趕到了漠北，日本如此無禮，朱元璋為什么不征討？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從政治上考慮，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養(yǎng)生息的重要，不愿再起干戈。朱元璋忍下了這口惡氣，不過“怒日本特甚”，從此對日本派來的朝貢一概拒絕接受，寧愿與日本老死不相往來。不過，擔(dān)心后代不能像自己一樣能忍，朱元璋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并寫入《祖訓(xùn)》傳后世子孫。朱元璋在“日本國”旁特意添加了小字注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