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魯迅夫人是許廣平，但朱安卻是魯迅的原配，這一點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關于朱安的生平，更少有人知道。實際上，朱安整個一生，都在魯迅身邊，盡管魯迅并不愛她。朱安去世前一日，對前來探訪的記者說：“周先生對我并不算壞，彼此間并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這是朱安一生中惟一一次公開談論她與魯迅的關系。了解一下這位女性，也許會啟迪人們對很多問題的思考。

與魯迅結婚前后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1939年他也說到這事：“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愿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后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斗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魯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那天晚上，是我扶新郎上樓。樓上是兩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見了新媳婦，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郁，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么？王鶴照透露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細節：魯迅婚后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二三天以后，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里了，晚上先看書，然后睡在母親床邊的一張床里。在走過了一系列繁雜的過程，如拜宗祠、拜家中男女老少、新郎新娘并肩而拜、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接受小輩拜禮、“回門”之后，魯迅就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房中。弟弟周建人說：“結婚以后，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最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于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么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供養，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婚后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里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

朱安的“婚姻生活”

魯迅和朱安的關系，前后可分成五期：1906年夏秋間魯迅奉母命與朱安完婚，至1919年12月29日朱安隨周氏家族遷入北京八道灣十一號，為第一期。十三年中，婚后四日即重赴日本的魯迅，后來只在1909年8月至9月和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紹興家中居住;周氏闔家遷入八道灣，至1923年8月2日魯迅“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為第二期。有人曾回憶魯迅說：“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歲時，因在北平買了西直門公用庫八道灣的房屋，始將家眷接京。但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間房，因家庭人口多(當時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塊)，先生算比較活躍些”;魯、朱遷居磚塔胡同，至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京南下，為第三期。八道灣是較大的宅子，二人分住前中兩院，無須朝夕相對。及至周氏兄弟失和，魯迅夫婦搬到磚塔胡同，住處逼仄;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也不寬敞，這段時間才如友人荊有麟所說：“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魯迅常年四季，除例話外，不大與太太談天。據他家老媽講：‘大先生與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話，早晨太太喊先生起來，先生答應一聲‘哼’，太太喊先生吃飯，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覺遲，太太睡覺早，太太總要問：門關不關？這時節，先生才有一句簡單話：‘關’，或者‘不關’，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錢，先生才會講較多的話，如‘要多少？’或者再順便問一下，什么東西添買不添買？但這種較長的話，一月之中，不過一兩次。’”朱安說：“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么會生兒子呢？”魯迅也說，談起夫妻生活，多年中也僅僅一兩次;魯迅南下，至1927年10月8日他與許廣平開始同居生活，為第四期。其間魯、朱不曾見面;魯迅與許廣平同居，至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為第五期。魯迅曾于1929年5月15日至6月3日，1932年11月13日至30日回京探親，住在西三條，情形當與第三期相同。

然而若對照著看魯迅的創作史，卻頗有意思。魯迅大約一半的創作完成于荊氏所謂“太怕人了”的三年里，這說得上是思想家、作家和學者魯迅畢生最輝煌的時期。

荊有麟說：“倘若家庭能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同行動的話，那魯迅先生在北平時，無論是寫小說、散文、短評、論文，著重在對舊社會攻擊，那他當時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說毫無關系吧？而以后在上海——尤其是臨死前數年，對于青年之指示方向，對于社會之開辟新路，誰又能說，與那有前進思想，又能誠懇工作的許廣平，毫無關系呢？”

他感嘆：“魯迅先生很少寫到戀愛同溫暖的家庭。在《野草》上雖有《我的失戀》，在《彷徨》上雖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戀’與‘家’，是充滿了怎樣失望與狼狽的氣氛，便不難想象魯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因為魯迅先生對于家庭——其實是對整個舊社會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凄惶成分。”

魯迅對朱安的冷漠，對他自己無疑也是精神上的折磨，這在他那里同樣升華為創作熱情，而朱安終其一生只是做了犧牲。朱安病篤，請人代筆致信許廣平說：“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醫院，身后所用壽材須好，亦無須在北平長留，至上海須與大先生合葬。”然此遺愿并未實現。

出售魯迅藏書事件

自母親去世后，當時已經附逆的周作人擔負著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隨著物價的上升而漲到150元、200元。對于收周作人的這筆錢，朱安內心并不情愿，而且這筆錢也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她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托來薰閣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留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后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同時，許廣平委托律師在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申明：“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后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聽聞朱安打算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責任阻止此事，他給在北京的朱安寫了信進行勸阻。

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由許廣平、內山完造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在西三條，他們見到了朱安：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來，里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幾塊醬蘿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去精干。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過了一會兒，她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說著有點激動的樣子。

長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對上海方面的誤會，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在困頓的歲月里，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悲愴的吶喊。其實，從她的內心來說，一定也不愿意賣掉魯迅的藏書，她之所以同意這么做，恐怕也存著這樣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們她這個“遺物”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唐弢將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等的經過告訴她，并將海嬰的情形說了一遍，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愈，竟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么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于是氣氛一轉，藏書出售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