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改用新的帝號，稱為始皇帝，并規(guī)定繼者稱二世、三世，以至于萬世。這是《史記》所記載的。但據(jù)《說苑·至公》的記載，起初秦始皇在考慮采用什么方式傳王位這個問題時，曾經(jīng)有過要用禪讓制的想法：。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嘆曰：“吾德出自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后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泰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筑臺干云，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婦女連百，倡優(yōu)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蝎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訚然無以應(yīng)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眾丑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對于以上這段記載，過去人們一般都不大相信它。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此事在《史記》中沒有記載，而《史記》所不記的內(nèi)容，學者往往會不加相信。第二，說那個赫赫有名的專制君主秦始皇有禪讓思想，乍然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所以《說苑·至公》的這段材料，長期以來沒有受到人們重視。但我們?nèi)魧⑦@段材料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有關(guān)內(nèi)容聯(lián)系起來，作—番比較和分析的話，那就可以發(fā)現(xiàn)，《說苑·至公》中所記載的這件事，表面采著是不見載于(史記》，而實際上這件事與當時的客觀事實是相吻合的，亦與《史記》中的有關(guān)記載相吻合;故可以判定：《說苑·至公》的這段記載屬于可信。

我們知道，秦始皇時曾設(shè)置很多博士官以充當顧問。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實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們或臣僚們議論一下該政策的優(yōu)劣得失，供秦始皇斟酌考慮，然后加以批準執(zhí)行。郡縣制的施行就是經(jīng)過這樣的方式和程序而落實的。用什么方式傳王位這件事與是否要實行郡縣制那件事，其政治意義十分相同，都是屬于秦朝當局要加強政權(quán)建設(shè)、鞏固統(tǒng)治利益的重要措施，所以秦始皇要召博士們來議論—番。這一點《說苑》的記載與《史記》的記載是相一致的。顯然秦始皇原先是有采用禪讓制的打算，只因博士們對此事都沉默不發(fā)言，又加上被的白令之斥責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來的想法而“無禪意”。由于受當時的客觀情況的限制，秦始皇想用禪讓方式傳王位的想法不可能成為事實，但卻不能就此便輕易否定秦始皇初時有過這種想法。

實際上，秦始皇有禪讓思想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戰(zhàn)國時“讓賢”說曾一度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很多人不但深信古代真有過堯舜禪讓的事，而且有的人還仿而行之，希望自己也能像堯、舜那樣揚名青史，流芳百世。先秦文獻就記載了那時曾經(jīng)相繼發(fā)生過魏惠王打算讓位給惠施、秦孝公想要讓位給商鞅和燕王噲讓位給子之等事件。其中燕王噲讓位給予之的事乃是真真實實地發(fā)生的，非常有震動性，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甚為深廣。堯舜行禪讓之說雖然是儒家吹捧的，然而在崇尚法家學說的秦國，其統(tǒng)治者亦受到“讓賢”說的影響;所以從秦孝公時代到秦始皇時代，統(tǒng)治者中不斷有人做出向往禪讓的行為。有的人例如相國呂不韋，還在理論方面對堯舜行禪讓的事加以認可和用力宣揚。那么秦始皇想要行禪讓，其實是屬于仿效先例，步前人之后塵罷了。秦始皇認為自己成功地統(tǒng)一了天下，功德足以壓倒一功帝王，宜與堯、舜等古圣賢王同光于史冊，故而要搞一番行禪讓的舉動，以顯揚美名。看來，秦始皇想要行禪讓這件事，既符合秦始皇貪慕虛榮的驕奢心理，又符合當時行禪讓之說曾經(jīng)甚為風行的客觀情況。《說苑》記載的決不會是無中生有的荒誕之說，實在可以補充《史記》記載的不足。可是為什么長期以采，《說苑·至公》篇中所記載的關(guān)于秦始皇欲行禪讓這段如此有參考價值、甚為重要的材料，竟然會被人們所忽視呢？筆者認為其中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因為人們對秦始皇十分憎恨而不想讓他沾堯舜之光。—般來說，堯舜是人們普加歌頌的賢君，而秦始皇則是人們普遍唾罵的暴君。特別是在西漢初期，人們對秦始皇的苛暴政治耳聞目見，因此對秦始皇欲仿堯舜行禪讓這件事，是不樂于講述的，以免堯舜的美名被秦始皇玷污了。司馬遷是漢初人，他的思想行為與當時人的思想行為必然相一致;所以司馬遷的史書中對那件事不加記載，是不足為怪的。

第二，因為人們對《史記》材料的可靠性過分迷信。司馬遷《史記》從其問世起就獲得高度評價，漢代一流的學者諸如劉向、揚雄、班固等人都一致公認該書是部“實錄”。班固曾強調(diào)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這基本上成了學術(shù)界評價《史記》的主流。所以作為正史之首的《史記》，其內(nèi)容往往是史家們、學者們考證史事和研究歷史問題的權(quán)威性材料。再加上有關(guān)秦始皇的事跡，—般只是多見載于《史記》一書，其他的書籍對此記載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記》中這方面的材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特別高。

第三，人們對《說苑》中某些史料的價值認識得不夠。《說苑》—般地被人看作是雜史，所以從整體而言，此書的史料價值及學術(shù)地位是大大低于《史記》的。其實，《史記》的材料固然可靠可用，但不能說都絕對可靠可用;也不能說有了《史記》的材料就可以完全摒棄任何其他材料了。從實際講，秦始皇一生事跡有那么多，司馬遷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完全不漏刪口以記述。其對某些事情有所忽略不加記，甚至是有意識地不記，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不能把被司馬遷忽略未記的某些事都—概認為是不可信。《說苑》主要是劉向取用朝廷秘藏檔案、書籍寫成，原該值得重視。正如研究《說苑》一書富有成就的某學者所認為：“《悅劾的取材，十分廣博……其中十之/\九，還可在現(xiàn)存典籍中探討源流，互相參證。但有一部分卻是早巳散佚，文獻無徵，只靠《說苑》保留它一點遺文瑣語了。與他書互見的，可以參驗比校：供我們考證勘定之用;所僅存的放失舊聞，就更值得珍視了。”此話講得頗合理允當。應(yīng)該承認，《說苑》書中不免夾有—些可列為是有問題的內(nèi)容，它們往往多是年代較為久遠的史事，由于輾轉(zhuǎn)相傳，才令史事走樣以至失實。而西漢與秦始皇時代距離不遠，西漢人所記述的秦始皇事跡，一般而言，該不會有較大的走樣與訛誤。再說西漢后期的人對秦始皇的憎恨感不會像漢初人那樣強烈，人們在一定的場合下提及并且認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質(zhì)的行事，是正常的。所以劉向在編撰《說苑)時就用上了這則材料。總之，《說苑·至公》中那則關(guān)于秦始皇事跡的內(nèi)容，應(yīng)該是司馬遷寫史時所遺漏或有意不用的內(nèi)容，甚至可能是司馬遷所未曾見的內(nèi)容，實在值得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