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同(1851-1907)，福建侯官(今屬福州)人，15歲考入福州船政局附設(shè)的求是堂藝局前學(xué)堂讀書，學(xué)堂的教員多為法國人，用法語講課，為陳季同打下了扎實的法文基礎(chǔ)。1875年陳季同畢業(yè)后被船政局錄用，同年隨法國人日意格到英、法各國參觀學(xué)習(xí)。此后歷任中國駐法、德、意公使參贊。

上世紀前半葉，法國戲劇藝術(shù)家安托南·阿赫朵感覺歐洲文化沉淪，已經(jīng)“深度解體”，歐洲中心主義難以為繼，故而景仰代表“典型東方模式”的中國，有關(guān)論述頗多。巴黎伽里瑪爾出版社推出了26卷《安托南·阿赫朵全集》，可謂一座探索中法文化藝術(shù)交融的寶庫。

近日，翻閱法國布呂松書局出版的弗洛朗絲·德·麥赫迪厄所著《安托南·阿赫朵與中國》一書，讀到作者談及中國晚清駐法外交官陳季同1886年直接用法文撰寫《中國人的戲劇——比較風(fēng)格研究》以及《吾皆知》雜志刊載的一篇文章《天之子降臨大地》。該文中轉(zhuǎn)述一位“精通法語的中國人”的巴黎奇遇，說：“幾年前，一個穿民族傳統(tǒng)長袍的中國人在大歌劇院廣場穿行，他就是陳季同將軍。一輛大馬車猛沖過來，差點將他撞翻在地。車夫口吐不堪入耳之辭，對伊惡語相加，但一聽對方反唇相譏，不禁驚呆了。那個‘天之子’竟然用最純的巴黎口音和土語回敬他道：‘滾開，啈！茍貍儂！’此事件轟動一時。”

這段尋常逸聞當(dāng)時所以在法京引起軒然大波，傳遍大街小巷，是因為陳季同脫口而出“茍貍儂”一語，凜斥歧視黃種人的法國車夫。“茍貍儂”(collignon)一詞本出自19世紀一個車夫的名字。此人因與兩位乘客發(fā)生口角，一怒之下將二人殺害，1855年被判死刑處決，惡名留傳后世，變?yōu)槿藗儗嚪虻拿锓Q。一個中國人竟然說出只有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才懂的土語，可見其對法語掌握程度之深，怎能不令自視甚高的“巴黎佬”們驚訝。再者，拿破侖三世麾下的驍將庫贊·蒙托邦曾于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侵華時在中國河北省六里橋擊敗滿清軍隊，被授予“六里橋伯爵”頭銜，讓法國殖民主義者趾高氣揚。法國人根本不把“東亞病夫”放在眼里，動輒信口雌黃，碰見麻煩事就說：“C'est du chinois”(不可理喻)，污稱中國人“愚蠢”，種族主義氣焰囂張。今有一個中國人在他們的京城鬧市一身豪氣，應(yīng)對傲慢的西方白種人，怎不讓頤指氣使者瞠目結(jié)舌，視為異常。

不過，陳季同事件也震動了六角國的有識之士。《吾皆知》雜志承認自己還有所不知，頓悟世態(tài)突變，在報道此新聞時為其《天之子降臨大地》一文配了一幅插畫，繪出一個中國人從地圖上面崛起，嚇得西方一群紅男綠女狼狽逃竄。這幅畫下印有這樣一段文字：“人們長久以來以為永不會蘇醒的沉睡者突然醒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欲一下甩掉趴在他身上、靠他的財富過活的寄生蟲。”下邊還有數(shù)行說明：“中國在沉睡幾個世紀后，從麻木中脫身。這一覺醒對老歐洲構(gòu)成巨大威脅，見諸中華民族生活的條件的各種形態(tài)，從兒童徹底改變教育，到最近皇帝詔書簡化喪葬儀式，無不有所體現(xiàn)。”鑒此弘論，讀者不免想到拿破侖一世早先曾驚呼中國醒獅可能對世界產(chǎn)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陳季同在巴黎的這一表現(xiàn)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尊嚴，爾后的西方來華者莫不交口“稱季同”。這位滿清政府的駐法國外交官雖受制于清廷重臣李鴻章，但毫無其上司對西洋人或東洋人的軟弱，而是不失肅祗，獨立不可侵犯。陳季同時任中國代理駐法公使，兼任駐比利時、奧地利、荷蘭、丹麥四國參贊，履行公務(wù)跟西方外交界接觸，出入歐洲大都市上流社會。他號“三乘槎客”，總身穿華服，風(fēng)度儒雅，引眾人肅然起敬。英國漢學(xué)家、《聊齋》英語本譯者翟理恩稱贊他“法文知識廣博，談法國文學(xué)如數(shù)家珍”。陳氏還通曉拉丁文、英文和德文，在異域廣泛交游。然而，最令他遺憾的，是洋人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覺得他們管中窺豹，形容說：“碰上一個矮子，就寫道：‘在這個國家只見到矮子，就像到了格列佛筆下的矮人國。’”為此，陳季同跟法國文士蒙第翁配合，撰寫了《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戲劇》，由巴黎加勒曼·萊維出版社發(fā)行，被譯成英文和德文，其中《婦女》、《結(jié)婚》、《離婚》、《宗教與哲學(xué)》等篇幅還收入芝加哥版《中華帝國：過去與現(xiàn)在》一書，在歐美傳播開來。陳季同以濃烈的民族尊嚴感，亦不乏幽默地描繪中國社會風(fēng)俗，表現(xiàn)中國人的內(nèi)心，并以敏銳的洞察力將之與西方文化進行一番比較。巴黎評論界認為彼之作品兼?zhèn)洹胺鼱柼┑闹S刺與孟德斯鳩的深刻”，作家法朗士強調(diào)作者“文筆坦誠而輕巧”。

陳季同遵循“尊而不侵”，在中西文化交往中信守“知己知彼”的原則，于戊戌年間向《孽海花》作者，法國文學(xué)翻譯家曾樸表示：“我們現(xiàn)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國的文學(xué)，囂然自足……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guī)模的翻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

陳季同本人務(wù)實地從事了大量翻譯工作，除譯出《拿破侖法典》和法國律法文獻外，還翻譯了不少法蘭西文學(xué)名著，如雨果的《九三年》、《歐那尼》、《呂伯蘭》(即《呂伊·布拉斯》)，莫里哀的《婦人學(xué)堂》和左拉的《南丹與奈依夫人》。這方面，曾樸尊他為自己“學(xué)習(xí)法國文學(xué)的導(dǎo)師”。陳季同還非常重視把中國古典文學(xué)推介到歐洲，將蒲松齡的《聊齋》中《王桂庵》、《白秋練》、《青梅》、《香玉》和《辛十四娘》等26篇譯成法文，以《中國故事》為書名，由巴黎加勒曼·萊維書局出版。該集子后由詹姆士·米靈頓轉(zhuǎn)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又由荷蘭漢學(xué)家施古德于1890年4月1日在有影響的雜志《通報》上推薦，1900年被再移譯成意大利文在羅馬問世。此外，陳季同直接用法文寫作小說《黃衫客傳奇》和劇本《英勇的愛》，還有散文集《吾國》、《中國的娛樂》和《一個中國人筆下的巴黎人》等，譯著創(chuàng)作甚豐。

陳季同懷著一腔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活動中竭力維護中國的獨立和主權(quán)。1895年，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guān)條約》，割讓臺灣及其附屬島嶼。陳季同先前曾在法國政治學(xué)堂攻讀“公法律例”，深諳國際法規(guī)。在此民族危機之時，受臺灣巡撫唐景松之請審時獻策，發(fā)揮自己的智慧。他搬出國際公法規(guī)定“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否”，依據(jù)這項條款提出“援引國際公法，臺民不服割地”，想以此宣布臺灣“自主”，抗拒日本“武裝接受”。可惜，他曲線保臺的策略沒能奏效，痛心寫下《吊臺灣四律》，表達自己的憤懣。

追溯疇昔，陳季同于1869年開始跟普羅斯佩，即日意格學(xué)習(xí)法文，接著隨師到法國和英國考察，紀錄歐洲印象，爾后擔(dān)任清政府駐歐洲外交官，和翻譯家馬建忠共事數(shù)載。他在巴黎生活長達16年，娶法國女子為妻，但始終沒有“全盤西化”，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一個中國儒士的風(fēng)骨和氣節(jié)。據(jù)傳，一個英國女子對他愛慕之極，到了要找其法國妻子決斗的程度。然而，清政府駐英國大使薛福成妒嫉陳季同的才華及其在歐洲所獲美譽，借其在法國和英國因辦理北洋債務(wù)欠巨額款項一事，上書李鴻章，將其革職返鄉(xiāng)，落到一貧如洗的田地。陳季同于1907年含憤辭世。

作為一位最早融合中西文化的作家，陳季同還留有《三乘槎客詩文集》、《盧溝吟》和《黔游集》，供后人研讀。今天，悉心探究其一生寶貴閱歷，尤其是他當(dāng)年在巴黎大歌劇院廣場的義士之舉，不禁聯(lián)想荀子所云：“尊嚴而憚，可以為師。”此為后來人追念逝者應(yīng)得的教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