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國民黨內外形勢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況下，國民黨中央計議，在適當時候，將政府南遷廣州。這一決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瀾，國民黨大小官員都如驚弓之鳥，匆匆打點行裝，準備隨時逃往廣州。

這時，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宋子文根據蔣介石的意思，打電報給戴季陶，邀他到廣州小住。同時，宋子文還命粵省駐南京辦事處主任何樹祥親自面謁戴季陶，反復勸說他，請他速做決定，在近期成行。

除廣州外，戴季陶當時可去的地方還有兩個：一是臺灣，一是四川。

對于臺灣，戴季陶態度很鮮明，堅決不去。雖然當時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官員紛紛往那兒跑，但他卻不愿意去那個孤島。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時，他又不愿作為亂世敗將逃回家鄉。

幾個地方相比，戴季陶還是比較愿意去廣州，那里有他曾慘淡經營的中山大學，他曾與孫中山一起，在那兒奮斗了很長時間。因而，廣東能像故鄉一樣喚起他濃厚的感情。

1948年1 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趙淑文及隨員乘“美齡號”專機飛往廣州。

戴季陶到廣州后，開始住在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的招待所迎賓館，后來又轉往更為幽靜舒適的東園賓館，備受禮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嚴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經痛病時而發作，發作時疼痛難忍，沒有辦法，只得服安眠藥，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發作時，行動也須人扶持。

雖然如此，戴季陶始終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關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還出席了國民黨中央遷廣州后的第一次中常會。他在記錄本上簽名時，手抖得十分厲害，額上不時冒出陣陣冷汗，但他還是堅持開會。在與人談話時，竟有些語無倫次，他的身體、精神衰弱到了極點，就像一匹拉著破車的老馬，走到了窮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竭。

此時，三大戰役已經結束，人民解放軍即將渡江作戰，國民黨政權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術了。在這種情況下，大批國民黨軍政要員如喪家之犬，紛紛逃往海外，逃往臺灣，廣州城里已是風雨飄搖。

這時，又有人來勸戴季陶，希望他去臺灣。對于這個問題，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樣，十分堅決，他把手一揮說：“不必去！”

他不想離開大陸，他不想拋骨異鄉。此時的戴季陶很想家鄉，這種思念家鄉的情感比任何時候都強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堅持要回四川去。他兒子戴安國多次勸說無效，只好遵命，為他準備好了去成都的專機。但時運不佳，偏偏連日氣候惡劣，飛機無法起飛，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氣好后再飛回四川。

2月11日，戴季陶神經痛病再度發作，這次比歷次都要厲害，劇痛難忍。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呻吟之聲不絕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來吃，送來五塊，他只吃了三塊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實在沒有辦法可想，便拿來安眠藥，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過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點，家人到他的房間，不聞聲息，便覺有異，急啟帳幔，見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來醫生，進行急救。醫生為其注射、洗腸，但為時已晚，戴季陶的脈搏已停止了跳動，再也無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點40分，戴季陶逝世于廣州東園，終年58歲。

這位“反共最早，決心最大，辦法最徹底”的人物最終和國民黨政府一道走向了死亡。據《軍政名人最后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