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揮師北伐。當時國內態勢：北伐軍有8個軍10萬之眾，同時在綏遠有馮玉祥殘部約3萬人做戰略呼應。作為北伐的對象：吳佩孚占據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擁兵20萬;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踞有江蘇、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擁兵20萬;張作霖雄據東北，有30萬軍隊。在國內其他地方，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軍閥，這些軍閥中除了河北、山東兩省的褚玉璞、張宗昌外，其他都是騎墻派。

北伐軍的劣勢是敵方多，勢力大，在北伐過程中側后極易受到另一軍閥的攻擊。三大軍閥的劣勢是內部矛盾重重，不易形成合力，較大的可能是在本方未受到直接威脅時采取觀望態度。因此，北伐軍確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長驅直入的戰略，先擊破吳佩孚，再消滅孫傳芳，最后討伐張作霖。

對吳佩孚的作戰

北伐軍首先集中主力進軍兩湖戰場，討伐吳佩孚，同時為了保衛廣東后方，在粵、贛、閩邊界地區部署了1萬余人監視福建、江西之敵。吳佩孚雖有20萬軍隊，但在湖南境內只有10萬戰斗力較低的偏師。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吳佩孚的主力當時正在北方對付馮玉祥部，必欲滅之而后快;二是北洋軍閥對孫中山的歷次北伐，向來視為烏合之眾，因而此次北伐，吳佩孚開始時亦未重視，及至湖南守軍慘敗，武漢形勢告急，吳佩孚始倉促率主力南下。北伐軍占領長沙后決定，第2、第3軍集結于醴陵地區警戒江西(醴陵、萍鄉歷來為江西進入湖南的要道)，防止被孫傳芳側擊;主力直取武漢。經汀泗橋、賀勝橋、武昌三戰后，吳佩孚的主力被消滅，北伐軍實現了首先消滅吳佩孚的戰略目標。在北伐軍討伐吳佩孚的過程中，北伐軍兩次分兵監視孫傳芳部，在堅持主要任務的同時沒有忽略次要方向的威脅。反觀北洋三派，首先是吳佩孚戰略判斷錯誤，主次不明。主力在北方逗留過長，直到北伐軍占領全湘后才進入戰場。

其次是孫傳芳有自己的打算。孫傳芳雖掌握蘇、皖、浙、閩、贛五省地盤和二十幾萬軍隊，但形成這一集團為時不過一年，地位并不鞏固。孫傳芳與張作霖雖然都是北伐的對象，但雙方一年前還是兵戎相見的對手，彼此互相戒備。因而在北伐戰爭初期，他并不想過早投入戰斗，同時也怕吳佩孚吞并他，于是采取旁觀的態度。當北伐軍入湘及至攻下岳陽之前，吳佩孚即迭次電促孫出兵湖南，孫均婉拒。孫傳芳如果及時進攻廣東，或者由宜春、萍鄉一線進攻湖南，勢必對北伐軍造成極大壓力。直到吳佩孚失敗在即，孫傳芳才決定參戰，但這時吳佩孚已無法給他支援，孫傳芳就必須獨自面對北伐軍的壓力。再次是張作霖，一是因為地盤與兩湖隔得遠;二是側后受到馮玉祥部威脅，山西閻錫山態度一直不明;三是張作霖和孫傳芳兩派直到北伐軍即將攻占武漢前夕才達成和平協定。所以奉系30萬軍隊在北伐第一階段不光在觀望，客觀上還牽制了友軍力量。

對孫傳芳的作戰

北伐軍占領兩湖、消滅吳佩孚后，南北力量有了極大變化。首先是北伐軍主體通過收編、擴軍后實力大增;二是北方馮玉祥部固甘援陜，使陜甘綏三省連成一片，所部也迅速發展到20萬人;三是西南各省的小軍閥在局勢逐漸明朗后，大多投奔革命，如貴州周西成、袁祖銘、王天培、彭漢章、賀龍;四川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成勛、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云南龍云和胡若愚。由此西南基本為國民革命控制，進一步穩定了后方，消除了側后威脅。

北伐軍占領兩湖后，孫傳芳在江西集中了主力10萬人，試圖奪取兩湖。針對當前態勢，北伐軍轉移兵力，將主戰場轉到江西。不光主力由武漢一帶東下，原來部署在粵東、醴陵地區監視孫部的兩部分兵力也同時進攻當前之敵。在江西戰場，北伐軍經兩個月的苦戰，終于獲得勝利。江西戰場的勝利是北伐軍的一次重大勝利，這不僅粉碎了孫傳芳奪取兩湖，進窺兩廣的企圖，鞏固了北伐軍在兩湖的勝利，而且也從根本上動搖了孫在東南五省的統治，這對于北伐軍平定東南，西進川黔、及至北伐奉軍，都具有戰略意義。在福建戰場，兵力占劣勢的北伐軍也進展順利，最終攻下八閩之地。

在北伐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一直在打醬油的奉系軍閥才取消“中立”，決定出兵援孫援吳。1926年11月，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在天津召開聯合會議，決定組成“安國軍”，張作霖就任總司令，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制定了反攻計劃：孫傳芳駐守浙江前線，由浙江反攻江西;張宗昌率直魯軍繼后援孫，擔任蘇北、皖北防務，然后分兵進攻鄂東和江西;張學良率奉軍沿京漢路援助吳佩孚。三大北洋軍閥到此時才真正聯合，但此時吳、孫兩系主力盡失，各自只剩下5萬余殘兵敗將，內部也不穩定。名義上是聯合，實際上是奉系的獨角戲了。而隨著北伐的順利進行，馮玉祥部東出潼關;山西閻錫山態度逐漸明朗，北伐軍的實力已占據優勢。奉系軍閥的出路只有退出關外了。

結語

雖然北洋軍閥在北伐前占據絕對兵力優勢，但因為自身的決策失誤，這種優勢至始至終都沒有顯露出來——無論是全局的還是局部的。北洋軍閥一直在采取“添油”戰術，使自己在“多打少”的前提下變成了“少打多”。北伐軍則主次分明，同時連續作戰，不給北洋軍閥喘息聯合之機，最終獲得全局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