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臺國賓館是北京的一處綠樹籠煙的皇家園林。人從旁邊路過，只能隔著灰色的高墻聽到里邊的鳥叫聲，看到露出墻頭的樹梢和屋瓦。釣魚臺的大門從早到晚敞開著，但是大門兩側永遠筆直地站著幾位全副武裝的軍人，很少有人會奢想哪一天能有幸進去參觀一下。那么，陳永貴與釣魚臺有著怎樣一段特殊的情緣呢？

【一】

1974年10月29日，陳永貴從住了幾個月的京西賓館搬到釣魚臺3號樓。除了“四人幫”之外，紀登奎、吳桂賢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樓地住在這里。

陳永貴熱鬧慣了，一個人在這清靜的小樓里憋得難受。這年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轉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隨后，沒在北京住兩天，就又飛到廣西和許世友一起罵了一通張春橋，從廣西回來已經是1975年1月1日了。

釣魚臺3號樓里，到處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務員悄然出沒，挺大的地方連個聲音也沒有。陳永貴坐不住，大口地抽煙，悵然若失地走來走去；眼看著堆在桌子上的文件，越發地增加了愁緒。高貴地居于釣魚臺里當副總理就是一天到晚除了文件還是文件地審閱與批示。這種待遇，對于陳永貴簡直就是一種難以言狀的折磨。他打心眼里盼望來個熟人和他說說話。山西老鄉倒也有不少人想來拜訪，可是進不來……

1975年1月13日，從1970年夏的廬山會議便開始醞釀的四屆人大終于開幕了。大會任命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同時任命了12位副總理，陳永貴名列其中，排名第七。

1月下旬，中央要求剛剛當上副總理的陳永貴和吳桂賢到王洪文住的16號樓學習馬列，好好啃讀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陳永貴沒有理由不去。可時間偏偏定在中午，而這正是陳永貴睡午覺的時間。一個星期下來，陳永貴不耐煩了：“這這這，每天坐在這里念這個書，什么事也干不了！”

沒過幾天，陳永貴便找了個茬兒回山西了，他回了一趟昔陽，在大會上對自己的父老鄉親們傾吐了一堆內心話，他坦率地談起自己的壓力和不適應：“我一個農民，連字還認不得多少哩，也能批文件？……關我在這里，我又不是這種人。有人說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當這個呢。這很不自由哩！”

【二】

1975年5月初，陳永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批準他經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昔陽抓點，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給自己設計了一套史無前例的職責，一套與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不即不離的職責。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封信里，陳永貴還向毛澤東申請搬出釣魚臺。

毛澤東在接到陳永貴的信之前，已經見到許世友寫的那封告張春橋歧視工農干部、在政治局會上訓陳永貴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應。1975年4月27日，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論完“訓人”，毛澤東又添了一筆：“此問題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周恩來聽到消息，立刻召見陳永貴，叫他馬上就去。陳永貴匆忙趕到，周恩來沉著臉問：“你在廣西說什么話啦？”陳永貴摸不著腦袋，正在發愣。周恩來又問：“你跟許世友講什么啦？”陳永貴想起來了，說：“就講張春橋在政治局會上訓人，訓我了。”周恩來細細問了經過，嘆道：“以后呀，說話要慎重。”周恩來說著說著就動了感情：“好在印發政治局了。張春橋這個人不好對付啊。”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開會。他走進會議室，在沙發上坐下，慢聲問道：“永貴同志在哪里啦？”陳永貴坐在離門口不遠的沙發上，趕緊答道：“我在這兒坐呢。”毛澤東指著身邊的沙發說：“哎，這里坐，來，來！”陳永貴趕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

毛澤東把陳永貴寫給他的那封關于搬出釣魚臺和三個三分之一工作計劃的信還給陳永貴。陳永貴恭恭敬敬地接過來，低頭仔細一看，只見上邊有主席的親筆批示：“同意。釣魚臺無魚可釣。”他心里頓時樂開了花，打心眼里萬分感激毛主席對他的理解與尊重。

在這次毛澤東親自召開的政治局會上，陳永貴因請示毛澤東批準他的“三三制”而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四人幫”則挨了毛澤東的訓斥。

【三】

得到毛澤東允許他搬出釣魚臺的批示后，1975年8月中旬，陳永貴興高采烈地從釣魚臺搬到了交道口一條胡同的小院里。這個小院分前后兩院，前院住著警衛班，里院住著陳永貴和他的秘書焦煥成、貼身內衛張艮昌、炊事員石頭和司機湯占興，這幾位都是陳永貴從昔陽帶來的人。在這寬敞的小院里，彩電、電話、乒乓球桌等等那個時代稀見的家用物品一應俱全，還配備有兩部小汽車，一輛是富麗堂皇的大 “紅旗”，一輛是舒適好用的進口的帶空調的日本小轎車。

搬出釣魚臺，按規定應該給陳永貴配一名服務員。陳永貴拒絕說：“來一個年輕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說可以派個歲數大的，陳永貴又說：“歲數那么大還侍候我，多不合適，就我們幾個一塊過吧。”

不僅夫人和孩子拿著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陳永貴這位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國家干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每天的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除了大寨的這筆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個月還發給陳永貴這位兼任省級領導職務的副總理60元錢。搬出釣魚臺之后，買糧買菜抽煙喝酒全得陳永貴自己掏錢了。山西便把一個月60元提高到100元。此外，中央每天也給陳永貴一元二角的生活補助，一個月就是36元。136元外加一個壯勞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陳永貴可以掙來的全部月收入。實際上他并沒有拿到這個數。

如果說有點外財，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來的蘋果了。那時到了摘蘋果的季節，金日成便給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送來些又大又圓的蘋果。毛澤東就讓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們分了。既是禮物，自然不能收錢。這蘋果的量往往還很大，陳永貴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分給梁便良、賈進財這些老搭檔嘗嘗。在外事活動中外賓有時也送給陳水貴一些小禮物，比如計算器之類的東西。這類禮物陳永貴一律上交。

對陳永貴來說，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長生活也還是不太好過。陳永貴作為中央領導人說話、行動仍有很多限制，而且還得應付一大堆文件，不是批這個就是轉那個，整天畫圈圈。他總想出去走走，比如到京郊看看莊稼什么的。可是他這一級的干部一活動就要請示中央辦公廳，中辦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這個陪那個接，要層層做好準備，結果弄得興師動眾，最后還是不自在。起初，他找機會大膽地走出住處，去商場或理發店，但幾次都被群眾認出來而造成了圍觀，搞得不好收場。從此他便不再尋機出去走動，想溜達就在自己院子里來回走。每天早晨別人還在睡覺，他已經像一只關起來的老虎一樣轉開了圈。除非趕上人大開會，東風市場專為代表們開夜場，他才有機會出去轉一轉。春天植樹季節，陳永貴讓人弄來四棵蘋果樹苗、兩棵梨樹苗、兩棵水杉，又弄來點葡萄秧子，都栽在院子里。警衛班的戰士挖樹坑，他看了一會，說：“我來吧，別看你年輕力壯，干這活你還不如我哩。”說著便抓過鐵鎬干脆利索地掄開來。那身手決不像60來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