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張居正，人們馬上就會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湖北江陵人。擔任明神宗朱翊鈞的首輔，達十年之久，是個有作為、具謀略、通權術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對他這種太厲害的人，絕無好感。凡強人，都具有一點使人討厭的“侵略性”，他總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樹底下不長草，最好敬而遠之。

明代不設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規矩。這位統治者要求高度集權，只挑選幾名大學士為其輔佐。在這些人中間，指定一個小組長，就是“首輔”。說到底，首輔其實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張居正，是明代歷朝中最具強勢的首輔，在任期間，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因為朱翊鈞十歲登基，相當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對于這位嚴肅的老師，敬畏之余，言聽計從，是可想而知的。

我之所以說他了不起，就因為張江陵是中國唯一沒有什么阻難，順風順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沒吃苦頭，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內總管聯手的結果。有這樣三位一體的后臺，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敵，更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張居正是縱橫捭闔的九段高手，在政壇上所向披靡，政敵都不堪一擊。小人，他更不在乎，因為他也是相當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這么一次，坐了點蠟，有點尷尬。因為其父死后，他若奔喪回去，丁憂三年，不但改革大業要泡湯，連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問題。便諷示皇帝下令“奪情”，遂引發出來一場面折廷爭的軒然大波，使心虛理虧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這些搗亂分子推出午門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強行趕了下去。

張居正穩居權力巔峰時，連萬歷也得視其臉色行事。這位年輕皇帝，只有加入與太后、首席大太監馮保組成的鐵三角，悉力支持張居正。如此一來，宮廷內外、朝野上下，首輔還用得著在乎任何人嗎？‘

眾望所歸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見頹靡的世道人心，張居正置若罔聞，將其冷藏起來。文壇泰斗王世貞，與張居正同科出身，一齊考中進士，很巴結這位首輔，極想進入中樞，他婉拒了：“吳干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勸他還是寫他的錦繡文章去了。與李贄齊名的何心隱，只是跟他齟齬了兩句，后來，他發達了，他的黨羽到底找了個借口，將何心隱收拾掉以討他歡心，他也不覺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張居正毫無顧忌，放開手腳，對從頭爛到腳的大明王朝，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最為人稱道的大舉措，就是動員了朝野的大批人馬，撤掉了不力的辦事官員，辦了反抗的地主豪強，剝奪了抵制的貴族特權，為推廣“一條鞭法”，在全國范圍內雷厲風行，一畝地一畝地地進行丈量。在一個效率奇低的封建社會里，在一個因循守舊的官僚體制中，他鍥而不舍地調查了數年，立竿見影，收到實效，到底將繳賦納稅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實在是亙古未有的壯舉。

幸運的張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著，卻是誰也扳不倒的超級強人。強到萬歷也要望其顏色。有一次，他給這位皇帝上課，萬歷念錯了一個字音，讀“勃”如“背”，他大聲吼責：“當讀‘勃’！”嚇得皇帝面如土色，旁邊侍候的臣屬也大吃一驚，心想，張閣老，即使訓斥兒子也不該如此聲嚴色厲呀！

我在想，樹敵太多的張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識見，以其在嘉靖、隆慶年間供職翰林院，冷眼旁觀朝野傾軋的無情現實，以其勾結大太監馮保將其前任高拱趕出內閣的卑劣行徑，會對眼前身邊的危機了然無知？會不感到實際上被排斥的孤獨？后來，我讀袁小修的文章，這位張居正的同鄉，有一段說法，使我釋疑解惑了：“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以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其立朝，于稱譏毀譽，俱所不計，一切福國利民之事，挺然為之。”

唉！這也是許多強人，在興頭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劇。他忘了，你強大，你厲害，你了不起，但你無法改變上帝。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膽，太心神不寧的改革家，終于邁不過去萬歷十年(1582年)這個門檻，二月，病發，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六十四歲，耿定向七十二歲，李贄七十五歲。

張居正的死亡，早有預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齒”，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權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強烈，后者甚至要超過前者，在歷史上是少見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萬歷年間，淫風大熾，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世紀末的氣氛。享受，佚樂，奢侈，腐化，縱情，放誕，糜費，荒淫，是普遍風氣。一方面，張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許多倍，永不饜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張居正壽終正寢，備極哀榮。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萬歷十一年(1583年)三月，尸骨未寒，奪其官階。萬歷十二年(1584年)四月，墳土未干，又籍其家。最為慘毒的是，因為抄不出萬歷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銀財寶，令兵圍其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連勒索，刑訊逼供，家人有餓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煙瘴地面，充軍發配。

張居正這個家破人亡的最后結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譚嗣同好多少。

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強人，因為只有他孤家寡人一個，以君臨天下的態勢，沒有同志，沒有智囊，沒有襄助，沒有可依賴的班子，沒有可使用的人馬，甚至沒有一個得心應手的秘書，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個中國倒騰了個夠，實現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圖。這種孜孜不息，挺然為之，披荊斬棘，殺出一條生路來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欽敬的。

但是，封建社會已經到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沒落晚期，不論什么樣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墜的物體，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轉。這也是舊中國徒勞的改良主義者最后逃脫不了失敗的根本原因。

不過，就張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歷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時，他的驕奢淫逸，恣情聲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來人對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

對這樣一位復雜的歷史人物，這樣一位生前享盡榮華，死后慘遭清算的改革者，個人的是和非，還可以千古議論下去，張居正在歷史上給我們的啟示，便是這種對于改革的認知，這是他永遠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