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機里傳出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按照幾十年養成的習慣，宋慶齡清晨總要坐在床上收聽新聞。盡管早就知道周恩來病危，但當摯友長逝的消息真真切切傳來的時候，宋慶齡仍然失去了控制，淚水不住地流下來。

10日下午，宋慶齡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在秘書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潔姐妹的攙扶下，她來到醫院簡陋的告別室，強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詳著已經十分消瘦、蒼老的周恩來。

告別后，宋慶齡回到家，情緒還沒有緩解，就聽到了“高層”通過秘書傳達給她的批評。大意是：“讓她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么還要自己帶人去？”宋慶齡心情本來就很差，聽到指責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臥室里激動地說：“我這么大年紀，就不該有個人扶扶我嗎？再說，總理也是看著她們兩個(指隋氏姐妹)長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別？”

宋慶齡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盡力做到完美，幾乎可以說是在個人品質上有“潔癖”。因此，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盡管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給她造謠，但對她的個人行為卻無法說三道四。這次受到批評，對宋慶齡來說是“破天荒”的。何況，批評還是由秘書傳達的，這也是對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她還爭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慶齡，只是在私人空間里，跟身邊的人發泄了幾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慶齡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

之后，“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機里傳出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按照幾十年養成的習慣，宋慶齡清晨總要坐在床上收聽新聞。盡管早就知道周恩來病危，但當摯友長逝的消息真真切切傳來的時候，宋慶齡仍然失去了控制，淚水不住地流下來。

10日下午，宋慶齡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在秘書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潔姐妹的攙扶下，她來到醫院簡陋的告別室，強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詳著已經十分消瘦、蒼老的周恩來。

告別后，宋慶齡回到家，情緒還沒有緩解，就聽到了“高層”通過秘書傳達給她的批評。大意是：“讓她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么還要自己帶人去？”宋慶齡心情本來就很差，聽到指責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臥室里激動地說：“我這么大年紀，就不該有個人扶扶我嗎？再說，總理也是看著她們兩個(指隋氏姐妹)長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別？”

宋慶齡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盡力做到完美，幾乎可以說是在個人品質上有“潔癖”。因此，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盡管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給她造謠，但對她的個人行為卻無法說三道四。這次受到批評，對宋慶齡來說是“破天荒”的。何況，批評還是由秘書傳達的，這也是對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她還爭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慶齡，只是在私人空間里，跟身邊的人發泄了幾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慶齡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

之后，“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周恩來去世了，鄧小平再次被打倒，這時的宋慶齡已經對中國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則問題上宋慶齡從來是說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養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級報告，并與空軍司令部聯系專機。最后，專機定在了1月27日起飛。

1月24日，宋慶齡寫信給廖夢醒：“我寫信是要秘密地告訴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變一下環境。可怕的打擊(指周恩來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關節炎越來越嚴重，吃安眠藥也沒用。我的眼睛似乎總是睜著。”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回上海，這次離開北京，宋慶齡做好了切斷和北京一切聯系的準備。1月27日，她要求秘書張玨以住宅秘書室的名義分別發函給全國人大、新華社、《中國建設》雜志社、北京地安門郵局和上海徐匯區郵局。函件很簡短：

密：

人大常務委員會：

從今天起給宋副委員長的文件、信件，請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收。

對于經常往來于京滬之間的宋慶齡，這種舉動是異乎尋常的。

二

1月27日是宋慶齡的83歲生日。就在這一天上午10點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帶著滿心的憤懣離開了北京。

以后的5個多月中，宋慶齡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資料和物品，不時因勾起對往事的回憶而唏噓長嘆。她已經開始為自己的身后事做準備了。

“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7月6日晚，北京電話報告：朱德逝世，請宋慶齡第二天回北京。對此，她無法推托。朱德的為人一直令宋慶齡十分敬重，更何況朱德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是第一副委員長。

7月7日中午，宋慶齡飛抵北京。她不帶行李，拒絕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飯店1435房間。當天下午，她就到北京醫院向朱德的遺體告別。11日，她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14日，她從北京飯店直接到南苑機場，乘專機回上海。

宋慶齡悲涼的心情無法排遣。18日，她寫信給廖夢醒：“參加完我們敬愛的領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禮之后我又回來了。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不愛拋頭露面的。朱德同志為中國做了這么多的工作，卻如此低調。他得到每一個人的愛戴。在我們最敬愛的總理同志逝世不久，我們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實在令人難以承受。”

9月1日，她將幾個月來整理出的文物裝了一面包車，由兩位秘書護送到上海市博物館。9日，北京又傳來消息：毛澤東逝世。10日下午，宋慶齡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7031房間。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參加遺體告別和守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出席追悼大會時，她已經站立不住，斜靠在攙扶著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終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為唯一坐著與會的人。

國慶節前夕，宋慶齡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座談會的邀請，她“因身體原因請假”沒有出席。

“十一”一過，宋慶齡就要杜述周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慶齡和隨從人員乘車來到南苑機場，專機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就在宋慶齡走向飛機舷梯時，突然接到停飛的命令。這種情況是以往從未發生過的，大家都十分驚愕。過了一段時間，又通知可以起飛了。宋慶齡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機回到了上海。對這一突然變化的內幕，她毫不知情。

“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于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臥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么樣？我不干了！我辭職！這么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三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這個消息被中央嚴密封鎖。8日，“四人幫”上海老巢的死黨們剛剛得到用暗語傳遞來的消息。中午他們召開會議，決定抓緊部署發動武裝暴亂。而正在這個時候，宋慶齡要返回上海。這位著名的“總理幫”的安全有沒有保證？如果臨時取消飛行，會不會引起“上海幫”的懷疑？這肯定是需要考慮的。

宋慶齡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遺憾，她沒有聽到在北京通過口口相傳陸續“發布”的令人振奮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幫”死黨統治一直維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學生沖破阻力，高呼口號上街游行。一位服務人員慌慌張張地跑來向宋慶齡報告：“街上有人喊反動口號！”宋慶齡問：“喊的是什么？”“是說江青和張春橋同志……”宋慶齡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趕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來了，說：“是打倒‘四人幫’！”

宋慶齡舒心地笑了。“四人幫”的結局她早就估計到了，只是沒有料到，這個“時機”會來得這樣快！

11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派出一位副秘書長專程來到上海，敦請宋慶齡回京參加會議。

30日，宋慶齡乘專機回京，入住北京飯店。當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2月8日，她再次飛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慶齡接受中央的建議，回到北京后海寓所，開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職責。

歷時一年多的辭職風波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