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末，學術界、理論界曾對曹操進行過一次密集型討論，曹操成為一時的話題人物。2009年年底，時隔半個多世紀，一座坐落在河南安陽安豐的大墓被發現，有聲音說，墓主人是曹操，這墓就是高陵，曹操又一下子成了時代的話題人物。在這真偽之辨仍將繼續，出土材料還有待于做進一步科學分析的時候，我們怎樣認識這位已經逝去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人物呢？恐怕還得要從傳世文獻中有關曹操的材料與記載入手，力求認識一個盡可能真實的曹操。這就涉及到怎樣來閱讀這些史料、史書的問題，也即如何求真的問題。

目前最早、較為全面記載曹操的史書，是西晉人陳壽所編撰的《三國志》。從史書編撰體例上講，《三國志》是一本紀傳體斷代史，體例決定了《三國志》是以人物為中心來敘述歷史。但是，史書的敘述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纖細入毫地去反映傳主的生平。就拿曹操來說，《三國志·武帝紀》是曹操的本紀，整篇文字按時間線索一路走下來，最后以陳壽的評語作結。除了對少年曹操有過色彩化的描述——“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事連著事，眾多的人物、地點紛至沓來，流水賬般地翻篇而過了。從現代傳播學的角度看，這樣的敘述沒有主題，缺少細節，傳主形象太過虛化，使得處于陌生時空中的后代讀者要想了解一個血肉豐滿的曹操，基本上很困難。

然而，從史書編撰的角度看，紀傳體史書中的“紀”，作為帝王級人物的專屬版面，負有雙重任務。一重任務，要反映傳主的事跡;第二重任務，要建立時代坐標。在編撰手法上走簡約的路，應是不二之選。否則，要在時代大背景下展現曹操風采，記錄下曹操的方方面面，豈是幾萬言可以實現的？

史料缺乏易使后世評價“孤證可立”

到了后來，《三國志》中簡約化的曹操逐漸被色彩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有了新材料。陳壽《三國志》本文傳世大約百余年后，出現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陳壽記史簡略的缺憾。從記載上看，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是受詔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這就意味著，在那時，官方要從《三國志》中獲取治世的經驗和教訓，已經感到不怎么方便了。而裴松之完成任務后，上呈御覽，當時的皇帝給予了贊許，認為裴注可以“不朽”。“不朽”當是很高的評價，這是對裴松之復原歷史形態的認可。也就是從裴注誕生之日起，它已經與陳壽的本文珠聯璧合，離開了裴注，《三國志》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通過裴松之的工作，出現在后世讀者眼前的曹操，形象豐滿起來，從單一的《三國志·武帝紀》中的簡約化的曹操，一下子擴大到裴注所引述的眾多材料中的曹操。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材料，除去專作訓詁的以外，用來補充史實的大致在30種左右。而這30種左右的材料，多的是史書，少的是史料。我們知道，史料是編修史書的基礎，是史實的源頭。在史料匱乏的條件下，判別史書敘事的真偽，極可能陷入到孤證難立的境地。依賴裴注流傳下來的眾多史書，無論是漢魏人作為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還是兩晉人編撰的前朝史，相比陳壽《三國志》而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多情節化的敘事。這也構成了后世在描述曹操時出現言不盡意情況的源頭。

有情節的敘事可以營造歷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進入情節，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以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來說，這一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三國志·武帝紀》未載此事。陳壽編撰《三國志》所依據的王沈《魏書》，則講殺人動機是因呂伯奢之子和賓客起了歹意，要搶曹操財物，曹操屬于正當防衛;西晉人郭頒在《世語》中則認為曹操疑神疑鬼而殺人;到了東晉，孫盛則讓曹操開口說話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后世對此事的判別，一是殺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為老主遮丑，且王沈《魏書》就是為時諱的書，價值不大。其實，這種判別依然是存有問題的。疑神疑鬼是想當然爾，負人負我之話是否有據可查？無人追尋。難道距離歷史現場越遠，真實就會再現？——簡單化地對待材料，孤證可立的傾向，正是后世讀者受色彩化影響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