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岳飛是軍閥割據(jù)？

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于1923年9月出版，系我國第一部由白話文寫就的中國通史，其敘述模式成為之后各類史學教科書的范本。在該書的“南宋和金朝的和戰(zhàn)”一章中，呂氏寫道：

于是和議開始了。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當議割三鎮(zhèn)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我(指呂思勉)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人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韓世忠)、岳(岳飛)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后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真冤枉極了。

當時諸將的主戰(zhàn)，不過是利于久握兵柄，真?zhèn)€國事敗壞下來，就都一哄而散，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于是召回諸將。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然后一日發(fā)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

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所以讀史的人，都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單大言壯語無用。

呂氏將和議的成就歸功于秦檜，而將岳飛、韓世忠等人稱為割據(jù)之軍閥，大有暗諷民初軍閥混戰(zhàn)之亂象。他進一步澄清道“岳飛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來，總在二萬人左右，苦戰(zhàn)半日，然后獲勝，并不算什么稀奇”。

《白話本國史》于1933年4月再版，稱國難后第一版，因該書對宋金和戰(zhàn)所持意見大反常理，很快便遭查禁。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發(fā)布訓令，強調“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呈請教育部在未刪正“貶岳崇秦”論之前，禁止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在本市銷售，并通飭各級學校，嚴禁學生閱讀，以正視聽(《南京市政府公報》，公牘，1935年3月5日)。訓令一出，即有南京《朝報》主筆趙超構起草《從秦檜說起》一文，為呂氏鳴冤，后遭《救國日報》主筆龔德柏興師問罪，痛斥其為漢奸。一場圍繞《白話本國史》以及岳飛秦檜功罪的訟案拉開大幕。岳飛及其精忠報國的形象，成為民族主義高漲時代下的一個話語權柄。

作為教科書風波的當事人，呂氏始終未表態(tài)，直到建國初期的一份自述中，方簡短回應：“此書在當時，有一部分有參考之價值，今則予說亦多改變矣。此書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予詆毀岳飛，乃系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呂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

胡適：“秦檜有大功”

1924年，33歲的胡適在《南宋初年的軍費》一文中寫道：“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周密《齊東野語》曾略說此意，其言頗平允。今讀莊綽《雞肋篇》，中有記南渡軍費二條，可供參考。”耿云志在《胡適研究論稿》中認為胡適“有為秦檜投降政策辯護之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頁)。

呂思勉：岳飛是軍閥割據(jù)？

呂思勉所著《白話本國史》于1923年9月出版，系我國第一部由白話文寫就的中國通史，其敘述模式成為之后各類史學教科書的范本。在該書的“南宋和金朝的和戰(zhàn)”一章中，呂氏寫道：

于是和議開始了。和議的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當議割三鎮(zhèn)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我(指呂思勉)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人之處。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可用手段對付，是他眼力過人之處。能解除韓(韓世忠)、岳(岳飛)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后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真冤枉極了。

當時諸將的主戰(zhàn)，不過是利于久握兵柄，真?zhèn)€國事敗壞下來，就都一哄而散，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于是召回諸將。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然后一日發(fā)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

這種條件，誠然是屈辱的。所以讀史的人，都痛罵秦檜，不該殺岳飛，成和議。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單大言壯語無用。

呂氏將和議的成就歸功于秦檜，而將岳飛、韓世忠等人稱為割據(jù)之軍閥，大有暗諷民初軍閥混戰(zhàn)之亂象。他進一步澄清道“岳飛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來，總在二萬人左右，苦戰(zhàn)半日，然后獲勝，并不算什么稀奇”。

《白話本國史》于1933年4月再版，稱國難后第一版，因該書對宋金和戰(zhàn)所持意見大反常理，很快便遭查禁。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發(fā)布訓令，強調“武穆之精忠，與秦檜之奸邪，早為千秋定論”，呈請教育部在未刪正“貶岳崇秦”論之前，禁止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在本市銷售，并通飭各級學校，嚴禁學生閱讀，以正視聽(《南京市政府公報》，公牘，1935年3月5日)。訓令一出，即有南京《朝報》主筆趙超構起草《從秦檜說起》一文，為呂氏鳴冤，后遭《救國日報》主筆龔德柏興師問罪，痛斥其為漢奸。一場圍繞《白話本國史》以及岳飛秦檜功罪的訟案拉開大幕。岳飛及其精忠報國的形象，成為民族主義高漲時代下的一個話語權柄。

作為教科書風波的當事人，呂氏始終未表態(tài)，直到建國初期的一份自述中，方簡短回應：“此書在當時，有一部分有參考之價值，今則予說亦多改變矣。此書曾為龔德柏君所訟，謂予詆毀岳飛，乃系危害民國，其實書中僅引《文獻通考·兵考》耳。”(呂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

胡適：“秦檜有大功”

1924年，33歲的胡適在《南宋初年的軍費》一文中寫道：“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周密《齊東野語》曾略說此意，其言頗平允。今讀莊綽《雞肋篇》，中有記南渡軍費二條，可供參考。”耿云志在《胡適研究論稿》中認為胡適“有為秦檜投降政策辯護之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