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年輕學子常常為需要回原籍參加高考而憤憤不平，殊不知，160年前，有個名叫張之洞的少年也遇到過同樣情形，其父張瑛在貴州興義做知府，給他謀個學籍該是沒問題，但父親說了，我是當官的，不能開后門。于是乎，張之洞小朋友只好千里迢迢趕回河北原籍參加秀才考試。

那么，張之洞抱怨了嗎？沒有，他只是將這種磨礪化作了動力，一路過關斬將，最終考取探花郎。他的成功，顯然得益于某種自我否定意識：若是動輒抱怨朝廷對不起他，恐怕打小就一蹶不振了，又怎能拜將入相，成為一代“忠實的愛國者”(《泰晤士報》評語)？

什么是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有哪些辯證元素？這些我就不細說了，理論忒繁瑣，大概的意思，跟古人的“日三省吾身”有點類似。反省為的啥？為的是有所揚棄，既變革、克服某些不足，又繼承、保留某些傳統。張之洞的一生，正是不斷自我否定的一生，追求的是國家利益最大化。

他曾經也是清流，在1879年前后，與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等號稱“翰林四諫”，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四大侃爺，訴求集中于改革弊政、肅整綱紀、興修水利、堅決抵抗外國侵略等方面，慈禧太后似乎也能聽得進去。

但張之洞很快發現，靠嘴皮子辦不成事，還容易被人利用和操縱，便強烈要求去地方搞“試驗田”。恰好山西巡撫出缺，他就去了山西。當時的山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據說吏治為天下最壞，鴉片為天下最多，又適逢大祲(饑荒)之年，張之洞自己也說“山西官場亂極”“晉患不在災而在煙”“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治理山西三年，張之洞自我否定后形成的務實風格盡顯，劾貪瀆，舉廉明，肅清吏治，同時嚴禁鴉片、創辦學堂、編練軍隊，籌辦冶煉局，降低晉鐵運銷成本等等，政績卓著，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評價。

他曾經也維新，與康有為等維新派大佬交情不淺。

甲午戰爭失敗后，他上《吁請修備儲才折》，希望朝廷總結失敗教訓，變法圖治。他的學生楊銳、親信楊深秀等，都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康有為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譚嗣同也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惟香帥(張之洞，號香濤)一人。”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張之洞的維新變革是有前提的，或者說是有預設立場的，那就是任何變革都必須忠于和維護大清王朝的法統。

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張之洞捐了錢，后來上海強學會成立時，他又以會外贊助人身份捐了款。當他看到慈禧太后逼令光緒帝封閉北京強學會和《中外紀聞》后，便借口學術問題，停止捐款。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張之洞時為湖廣總督，不惜動用行政力量，要求全省各州縣訂閱《時務報》，并捐款千元。當嚴復的《辟韓》一文在《時務報》發表后，因為此文所議爭民權事有悖于朝廷，他又很不高興，授意屠仁守寫了《辨辟韓書》進行針鋒相對的批判。

此類的自我否定種種，在光緒末年十分常見。究其原因，在《湘學報》刊載關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后，他對陳寶箴說的一番話，表達較清楚：這件事“關系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作為歷史人物，張之洞或有局限，然這份憂國之心，不容抹殺。

他曾經也搞洋務，對曾國藩倡導的洋務運動身體力行，使僵死的大清帝國顯出一絲生機。但他絕非食洋不化之輩，總結性地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對那些“照搬”分子從來不屑一顧。比如容閎曾向他建議，聘請外國人擔任清朝的外務、陸軍、海軍、財政等四個部門的顧問，同時選派一些有才華的青年在這些顧問手下工作。如果這樣的話，國家還能叫國家嗎？跟接管有何區別？對此，張之洞從來沒有表態，他懶得費唾沫星子。

張之洞在湖光、兩江辦了許多學校，開了許多工廠，訓練了許多軍隊，據說花錢如流水，還經常跟外國人借錢。但他對洋人的態度很值得玩味，時而親德，時而親英，作為抗日的堅定分子，卻又直承欽佩日本。貌似言不由衷，常常自我否定，然外媒卻評價說，“在他與外國人的關系中，張之洞一貫沿襲了傳統的中華策略‘挑撥離間，從中漁利’。從本能說，他不喜歡也不信任任何其他國家，他只是善盡自己所能，利用這些國家個體與整體之間的利害沖突，使自己的國家從中得到最大的好處。”一言以蔽之，他從來不親外，而是實用主義者。

對張之洞來說，自我否定是他作為“圣人之徒”所修煉的大智慧，不拘泥，承認不足，所以要變革;懂取舍，唯有用者，所以要用之，終開創我中華之近代化偉業。《泰晤士報》在他去世后撰文悼念：“其人一生生活節儉、樸素，對自我常持否定之心，堪與斯巴達人相比。”斯言不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