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宋仁宗天性仁孝，對人寬厚和善，喜怒不表現于外表。大中祥符七年封為慶國公。大中祥符八年封為壽春郡王，講學于資善堂。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次年進封癉王。九月初八，冊封為皇太子，任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十四日，朝拜太廟。天禧四年，下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手握手板，南向站著，聽輔臣參決各司事務。乾興元年(1022)二月十九日，宋真宗逝世，遺詔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代行處理軍國事務。

登基即位

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繼帝位，年僅13歲。初由太后劉娥垂簾聽政，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死，1033年開始親政。1022年-1063年，宋仁宗在位41年間曾多次更改年號，是兩宋時期在位最長的皇帝。剛剛即位以后改年號天圣，后來改年號明道，劉太后死后，宋仁宗又改年號為景佑，之后又先后改年后為：寶元、康定、慶歷、皇佑、至和、嘉佑。

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仁宗皇帝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相對于“私交子”而言)。

善于納諫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愿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7名言官與仁宗理論，仁宗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7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不客氣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仁宗回到后宮后，對張貴妃說：“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以上兩例，表現出這位帝王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這在封建時代，也算是很難得的了。因此，以往歷史學家們稱譽他為“守成賢主”。

仁宗的善于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實在是政治清明的產物而非其他，因為皇帝的清明，有了包青天產生的政治環境。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譏，還是被噴上一臉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認為這樣會龍威盡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時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復，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

一個懼怕大臣的皇帝，一般來說是會贏得他的人民的熱愛的，這個王朝的天也會比較清亮。

仁宗一朝不僅出現了包拯，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而仁宗慶歷初年實施的“慶歷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場社會改革，更為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過了考試。但在仁宗看來，他不適合做官，還是填詞的好，就給劃掉了。宋仁宗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譏，說自己是“奉旨填詞”。譏諷仁宗的柳永不但沒被殺頭，填詞也沒受影響，且填得更加放肆，這就非同尋常了。

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氣，還“愿歲歲，天仗里常瞻鳳輦”。(意思是：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儀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風采，天下百姓都擁戴宋仁宗。)

駕崩去世

仁宗駕崩的消息傳出后，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里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仁政”，一直是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謚號或冠以“仁”。盡管沒有多少人喜歡當戰爭的犧牲品，但人們總愿意記住那些會打仗的皇帝，而忘卻仁宗這樣以“仁”治國的“仁主”。

宋仁宗在位期間西夏對宋發動戰事，雙方損失都很大。最終達成和議，西夏對宋稱臣，宋“歲賜”西夏以銀、絹、茶。宋中期土地兼并及冗宮、冗兵、冗費現象日益嚴重，仁宗起用范仲淹等進行改革，但最終失敗。

公元1063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日，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之前”;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后，“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沖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遼國歷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