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來十分重視官員的道德規范，認為官德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安危興衰。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人指出：“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后漢書·百官五·注》)“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賄彰也。”《《左傳·桓公二年》)官員失去道德約束，就會出現賄賂公行、國將不國的危險局面。為此，歷代有遠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先后提出了大量官德規范，如睡虎地秦簡的《為吏之道》、唐代武則天署名的《臣軌》、宋代呂本中的《官箴》等，以之制約官員言行。作為宋代大儒，朱熹也敏銳地注意到這一問題，加之其數次的仕宦經歷，更對此有深切的體會和感受，遂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張。

平易近民，凡事公道。朱熹深受儒家重民傳統的影響，對當時官員普遍缺乏愛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無意于民”的現實甚為不滿，明確主張：“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語類》卷112，第2733頁，中華書局1986年點校本。下簡稱《語類》)“平易近民，為政之本。”(《語類》卷108，第2689頁)要求當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愛民，不求聞達。”其中首先要做到“臨民以寬”(《語類》卷132，第3180頁)，注意愛養民力，存恤百姓，減輕對他們的剝削。當然，這不是說“事事不管”、“事無統紀”，“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語類》卷108，第2689頁)他針對當時一些人打著寬政的旗號，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陰德”之論，不敢大膽懲處害民之徒的情況，明確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語類》卷107，第2675頁)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實惠，就必須嚴格管理，嚴肅法紀，嚴懲害群之馬，把“臨民以寬”與為政以嚴統一起來。

在封建官場，假公濟私、以權謀私、循私舞弊是相當普遍的。朱熹以其切身體會說道：“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于私恩小惠之際。”(《朱熹集》卷28，第1179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點校本)對此，朱熹指出：“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個沒下梢。”(《語類》卷112，第2735頁)具體而言，一是在用人問題上不可“徇私容情”，“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朱熹集》卷99，第5090頁);二是在處理政務時要保持“至公至誠之心”。不可上下相瞞，“唯務私己吝權”(《朱熹集》卷26，第1119頁);三是在對待國家財產時要公私分明，不可“把為自家私恩”(《語類》卷106，第2642頁)。

律己清廉，執事勤謹。朱熹認為，清廉、勤勉和謹慎是為官的“本分”。朱熹對清廉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能貪財，二是重視自守。朱熹認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朱熹集》卷64，第3365頁)這當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進耳”(《朱熹集》卷59，第3023頁)，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內之事，而不是計較個人的榮辱得失。

朱熹特別強調盡職敬業，主張“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朱熹集》卷24，第1032頁)，并對幾種不良官風提出了尖銳批評。一是“不見吏民”。當時相當一部分官員為圖省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對百姓的呼聲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無處伸訴”(《語類》卷108，第2686頁)。朱熹認為這種官員是“不仁之人”，已喪失了最起碼的憐憫之心。二是“不肯任事”。一些官員懶惰成習，茍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朱熹批評說：“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者，只是壞于懶與私而已！懶，則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樣底說，我只認做三年官了去，誰能閑理會得閑事，閑討煩惱！我不理會，也得好好做官去。”(《語類》卷109，第2696頁)三是辦事拖拉。朱熹針對當時官府往往文案積壓，許多事情久拖不決的情況，主張一日了畢一日事。他說：“當官文書簿歷，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語類》卷112，第2736頁)四是貪圖享樂。朱熹說：“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同上第2735頁)當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盡力職事，處理公務，而是如何吃喝玩樂，這與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論語·衛靈公》)的古訓背道而馳。

朱熹還認為：“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朱熹集》卷64，第3366頁)要求為政者處處謹慎從事，“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正身率下，修己治人。朱熹繼承和發展了傳統儒家由內圣而外王、“修身為本”的思想，十分重視主體的道德修養，及其與外在政令教化的聯系。他說：“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語類》卷108，第2686頁)即當政者的自我道德修養是其治國安民的本原和基礎。為此，朱熹要求為官者不僅要勤于具體事務，更要于“自家身己做本領”，經常檢束身心，“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并通過不斷地錘煉和提升自己的內心世界，來更好地應對和處理外在的人情世故，特別是日常政務。他對一官員說：“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眾理易明矣。”(《朱熹集》卷39，第1827頁)把克己自檢與應事接物緊密聯系，內外結合，本末相應，達到理想的為政目的。這種為政思想，內在地包含了正人先正己的主張。所以朱熹又說：為政“大要在于詳審……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朱熹集》卷28，第1188頁)。他經常性地勸告為官者要把正己修身置于匡君治民之先，或“勤攻己闕”，“正身以統天下”，或“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陳于上者先責于我”。只有自我“身心安靜，精神專一”(《朱熹集》卷29，第1227頁)，方能真正實現經世濟民的目的。

朱熹是封建社會后期最有影響的名儒，他的這些官德思想后來得到不少官員的倡導，甚至身體力行，一些官箴著作也被吸收采納，明人彭韶還專門擇取其言論而成《朱文公政訓》，從而對歷代的官德建設和官員的自我約束產生了一定作用。在大力加強廉政建設、端正社會風氣的今天，這些思想不無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