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抗倭的故事，得從太祖朱元璋說起。開國皇帝就是有氣派，直接派使者下國書到日本，喝令“日本國王”：不取締倭寇，就發兵把你抓起來！

結果，使者被砍了腦袋，回書桀驁不馴，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屢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卻不敢天子一怒發兵征討。而到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在位時，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突然從日本巴巴的送來。從橫眉冷對到點頭哈腰，日本為什么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1.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明詩綜》里錄有日本使者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詩中的大明皇帝不是別人，正是明代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史載，看了此詩后，“帝惡其不恭，絕其貢獻，示欲征之意。”

這首詩為什么觸了朱元璋的龍顏？

且看看朱元璋自己寫的一首詩就明白了——別奇怪，朱元璋雖然是三代貧農出身，但一生好學，寫過不少詩。大致來說，詞句欠工，卻不乏粗豪之氣。

朱元璋寫的是首樂府，詩名《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

國王無道民為賊，擾害生靈神鬼怨，

觀天坐井亦何知，斷發斑衣以為便。

浮辭嘗云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辯。

王無辯，折褲籠松誠難驗。

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于天憲，

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原來如此。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為賊”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時光著腳，說話像青蛙叫。難怪日本使者“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的自我贊美詩，會招來他的嚴重反感。

當然，這可不是朱詩人的同行相輕，朱元璋鄙視日本由來已久。.

但凡一個王朝初定，總是希望四夷賓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國書去日本、高麗、安南、占城四國，宣告：元朝已經完蛋了，現在中國是老朱的大明王朝了，你們趕緊奉大明為“正朔”來朝吧。高麗、安南、占城三國都很順從，立刻遣使赴明稱臣朝賀，惟獨日本沒有任何反應。

日本當時正處于南北朝對峙時期——亂著呢。源氏后代足利尊氏發動政變，滅了鐮倉幕府，趕走了后醍醐天皇，擁立了一個傀儡光明天皇，尊氏則被封征夷大將軍，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稱北朝。后醍醐天皇逃到京都南部的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稱南朝。一南一北，兩個天皇，都稱自己是正統，對方是“偽朝”——自己的朝代更替還沒搞定，哪里有空顧及祝賀鄰國？

令朱元璋更為惱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來朝稱臣，而且“乘中國未定，寇掠沿海”。同時，被朱元璋消滅的張士誠、方明珍等殘部多逃亡海上，占據島嶼，勾引倭寇出沒海上擄掠財貨，遼寧、山東、福建、浙江、廣東，“濱海之地，無歲不受其害”。

苦于倭寇的騷擾不斷，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楊載出使日本，帶去了一封國書：“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盜，聯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這封國書寫得異常霸道——如果不稱臣，不取締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國，縛其王”。

收到國書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國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

懷良親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風潑辣、作戰英勇著稱。南北兩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規模交鋒——筑后川之戰中，懷良親王親自上陣督戰，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勝。

皇子身份加上驕傲性格，懷良親王看到這封老子訓兒子口氣般的國書，自然怒火中燒，當場喝令斬殺了使者中的5人，把楊載等兩人拘留了三個月才放回。

懷良親王和當年的北條時宗一樣，用血淋淋的人頭向大陸做出了回答。

2.你無禮，我不征

朱元璋聽到使者被斬時的怒火，不亞于當年的忽必烈。

那么，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國，縛其王”呢？

思前想后，朱元璋忍了。

又過了若干年，日本終于來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貢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稱臣的還是沒有。朱元璋從他們口中，得知與之打交道的懷良親王并非“日本國王”，大為失望。于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國書給“日本國王”，依然以開戰相威脅：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

國書到達日本九州后，同樣被扣在懷良親王手中而沒有到達北朝。當時北朝大兵壓境，南朝節節敗退，已處茍延殘喘之中，懷良親王這次收斂了脾氣，沒敢斬使，只是回了一封綿里藏針的國書：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御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論武有孫武韜略之兵法。又腳下選股陳梢，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節選)

這封國書在中日歷史上很有名。雖然懷良親王自稱“臣”，但言辭犀利，強直豪壯，“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的豪言，實在是才子手筆。

堂堂天朝之主，卻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慍甚，終鑒蒙古之轍，不加兵也。”

話說，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子孫都被朱元璋趕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無禮，朱元璋為什么不興兵征討？

天下初定，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當然深知休養生息的重要，從政治上考慮，他自然不愿再起干戈。從軍事上考慮，北方的蒙古殘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雖然不臣，但遠在大洋深處，勞師遠征，勝敗難料，他不愿意冒這個風險。當然，如果朱元璋能預知他一手開創的大明江山后世屢遭倭寇侵犯，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出動百戰之師，不惜一切為子孫拔掉這根荊棘。

既然不主動進攻，只能被動防御了。朱元璋先是發布禁海令，“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又讓已經告老還鄉的元戎湯和重新出山，負責海路防倭，湯和一口氣在浙江、山東、遼寧等沿海地區修筑了59個衛所，駐了三十萬大軍警衛。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惡氣，不過“怒日本特甚”，從此對日本使者一概亂棍打出，朝貢也一概拒絕接受，寧愿與日本老死不相往來。同時，朱元璋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征諸夷”，寫入《祖訓》，告誡子孫：這些蠻夷國家如果不主動挑釁，不許征伐。

3.日本國王臣源

從隋朝開始，日本和中國搞外交一向很有幾分傲骨，體現在國書的稱謂上，就是強調平等，不肯稱“臣”。遣隋使攜帶的日本國書抬頭赫然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弄得隋煬帝很不爽。后來日本國書又改成“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還是透著“我倆一般大”的倔強。就連態度最恭敬的遣唐使來華，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稱臣”國書的記載。元朝就更別說了，直接斬使示威。到了明朝，懷良親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國書雖然自稱“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將軍”而非日本國王。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日本要把強硬進行到底的時候，日本卻突然放了個軟泡。

明永樂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從侄子手中搶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國王臣源”的國書翩然而至。

“日本國王臣源”是誰？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

不少中國人是從日本動畫片《聰明的一休》里，第一次知道這個“將軍大人”的。足利義滿是日本歷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結束了南北朝的亂世，統一了全國。而且，他喜慕中國文化，嗜愛中國珍寶、商品、書畫。在中日關系斷絕了二十余年后，他主動派使者前往明朝，請求朝貢。

朱棣看到久不來朝的日本“慕義來歸”當然很高興，所以當即派趙居仁東渡日本，冊封了“日本國王源道義”，并且賜以一枚龜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義”是明朝人給足利義滿起的名字，當朱棣的詔書到達時，足利義滿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禮，并在回書上自稱“日本國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義滿就是日本事實上的國王，他對來自明朝的冊封顯然很滿意，每當明使西來，他都攜妻妾親去兵庫港口隆重接待，甚至還在京都的寺院里，身穿明式服裝，和明使一同賞玩紅葉。

為表示誠意，足利義滿還捉了二十多個倭寇首領，捆綁起來遣使獻給朱棣。朱棣大喜，為表示上國氣度，當即“命治以彼國之法”。

“彼國之法”是怎樣的？日本使者從北京回到寧波，上船回國前，找了一片空闊的海灘，將這幫倭寇首領五花大綁放在銅甑(古代蒸飯的一種的容器，類似于現在的蒸鍋)里，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對倭寇的直接干涉，可以看出，只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締。

行跪拜之禮，國書稱臣——后世有些日本人對足利義滿的行為大為不滿，認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恥辱。其實，就是當時，也有不少臣下覺得丟臉，但足利義滿毫不介意。

足利義滿為何對明朝這樣恭敬？

很簡單，他需要恢復朝貢貿易，他需要銅錢。

朱元璋斷絕了日本的朝貢，并實行禁止貿易的海禁政策，就相當于對日本的嚴重經濟制裁。一方面，中國的金屬、緞、絹、瓷器、茶葉、書籍，都是日本的生產、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明王朝的朝貢貿易帶有很大的賞賜性質。因為是“外夷”的朝貢，所以身為“上國”的明王朝，無論給價還是回賜往往超出“貢品”價值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日本將朝貢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是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從1404年明成祖答應恢復朝貢以來，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進貢貿易船，回國后其總獲利約在二十萬貫左右。甚至是從明朝帶來的銅錢本身，也是值錢的東西——日本國內無造幣能力，國內長期使用的流通貨幣是中國的洪武、永樂、宣德銅錢。日本國內銅錢價甚高，一千文價值四兩銀子，從中國輸入的銅錢，本身就可獲利三、四倍。

每當載滿明朝賞賜貨物的朝貢船回國時，日本人就衣冠整齊聚在兵庫港的岸邊翹首西望。

一個日本和尚在日記里得意洋洋的寫道：“唐(指明)船歸朝，宣德錢到來。”

朝貢貿易對朱棣而言，除了四夷來朝的面子得以滿足，還有一個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處：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為足利義滿是要保護朝貢航線的。因此，朱棣甚至夸獎說：“海東之國，未有賢于日本者也。”

4.順則朝貢，逆則為寇

朝貢就是撿錢，不撿白不撿。

朱棣雖然規定日本“十年一貢，只限兩船，人數兩百”，但日本方面并不嚴格遵守，在縮短朝貢時間、增加貨物數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睜只眼閉只眼。因為獲利巨大，將軍、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貢看作發財的大好機會，想方設法地擠進朝貢團。所以，朝貢團的成員人數越來越龐雜，貨物越來越多，如有一年來了10艘朝貢船，總人數達到1200人，貨物超過規定十幾倍。

而日本朝貢團的人員素質之差，和當年“容止溫雅”的遣唐使判若云泥。有喝酒鬧事的，有勒索要價的，甚至還有持刀在鬧市殺人的，但這些不法行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縱容放過。

但明世宗朱厚在位時發生了一起極其惡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無法縱容，終于使得明日百年朝貢史戛然而止。

這起事件發生在日本朝貢的指定港口寧波，叫做“寧波爭貢事件”。

事情得先從日本國內說起。十四世紀中葉，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期間，已經逐漸喪失了大權，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說話管用的人。因為爭權奪利，公元1467(日本應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間爆發了波及全國的戰亂，戰亂后國內群雄割據的局面開始形成。一般認為，“應仁之亂”標志著日本戰國時代的開始。

對明朝貢是塊肥肉，誰不紅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貢貿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頒發勘合——符契文書，日本商船到中國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驗，才準許貿易。于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國內，一場爭奪勘合的暗戰率先打響。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貢使桂悟一行回國時，攜帶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內氏奪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內氏派使者宗設謙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貢船，于4月抵達寧波。看到大內氏獨占朝貢，控制京都的豪族細川氏當然不滿，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絕，但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拿過期作廢的舊勘合交給細川氏。

細川氏趕緊也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大概比宗設謙道一行遲了3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這個宋素卿是中國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債給日本商人，后來仗著熟悉兩國國情，頻繁來往于中日之間做貿易掮客，得到細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經出使過中國。

按明朝慣例，凡是外邦來貢，查閱貨物和設宴招待，都是以時間先后為序。但寧波市舶司(專管對外貿易的部門)的執事太監賴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賄賂，違例先查了瑞佐鸞岡的貨物，而且雖然發現勘合的新舊問題也裝作沒看見。接著，在嘉賓堂設宴安排座次時，又讓瑞佐鸞岡坐在宗設謙道之上——這下捅了馬蜂窩。

宗設謙道當場爆發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舊;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個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對屁股位置最講究的民族，他們對座次的嚴格和敏感程度，外國人很難理解。比如，家臣拜見主家，誰排第一個，誰排第二個，一點錯不得，錯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飯，爸爸坐哪里，媽媽坐哪里，兒子坐哪里，也是錯不得，錯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問題，唐朝發生的日本和高麗“爭長事件”也是爭座次。

宗設謙道漲紅臉與瑞佐鸞岡爭吵起來，拿了宋素卿好處的市舶司當然偏向瑞佐鸞岡，不但不隔離沖突雙方，反而馬上向瑞佐鸞岡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設謙道方人多，而且大多為九州的海盜無賴，當場殺了瑞佐鸞岡，砸了嘉賓堂。接著，宗設謙道一伙追殺宋素卿一直追到紹興城下，再折回寧波時沿途殺掠，奪船逃向大海。明朝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率官軍追趕，不幸戰死，指揮袁璉被擄，朝野大震。

這起事件的源頭雖然是因為日本國內的混亂，導致兩使爭貢，但中國人宋素卿的走后門和中國“海關”的瀆職，才是肇事的導火索。

案發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獄中。明世宗朱厚托琉球入貢使轉交日本國王書信，要求逮捕宗設謙道歸案，送還袁璉，不然將斷絕朝貢。但由于日本國內實在太亂，始終沒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寧波市舶司，關上了朝貢的大門。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內氏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貢團，四艘船六百余人，載滿貨物抵達寧波，被拒絕進港，無奈揚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貢貿易至此結束。

史學界一般把“寧波爭貢”作為嘉靖倭亂的導火索，因為斷了官方的朝貢，加上嘉靖年間越來越嚴格的禁海令，所以導致倭寇大舉入侵。但就算沒有斷絕朝貢，倭寇還是沒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問題。

日本人順則朝貢，逆則為寇，從此撕下稱臣的面具，赤裸裸的雙刀殺將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