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亂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這是曾國藩一貫的理念。所謂積玩之后，振之以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曾國藩的嚴酷，為他博得了“曾剃頭”的綽號，但也穩(wěn)住了湖南的局面。

曾國藩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和縣小池驛聞訃，二十八日即趕到九江，準備雇船溯江而上，走水路返鄉(xiāng)。在九江，他收到江西方面的奠銀千兩，救了他的急。三十日起航，卻遇到了頂頭風，到湖北黃州三百里的水路，足足用了十一天。于是改走旱路，八月十二日抵達省城武昌，“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勝悲痛焦灼之至。”盡管如此，他還是決定盡快返鄉(xiāng)。十四日自武昌啟程，十八日到岳州，之后繞道湘陰、寧鄉(xiāng)，終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回到了湘鄉(xiāng)的老家。

到家當日，“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二十五日至白楊坪老屋，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其時，長沙攻防戰(zhàn)已經(jīng)開始，就在他到家的前一日，太平天國的西王蕭朝貴，在撲擊長沙南門的作戰(zhàn)中中炮受傷。太平軍如跑荒的野火，席卷湖湘，所過之處，不可向邇。好在湘鄉(xiāng)不是太平軍進軍的必經(jīng)之路，躲過了這一劫。俗話說小亂住城，大亂住鄉(xiāng)，國藩回到鄉(xiāng)下，反倒多了幾分安全感。在給滯留京城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頗為自信：“我曾家人人皆習武藝，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對于地方官紳請他出山主持湘鄉(xiāng)的團練，他態(tài)度消極：“始克釋縞素而更墨纟志(黑色喪服。古代禮制：在家守制應服白色喪服，奪情出征則服黑)，若遽趨縣城，既不可以縞素而入公門，又豈可竟更墨纟志，顯干大戾。”但出于保衛(wèi)桑梓的道義，他答應參與，但也僅止于參與末議而已。

九十月間，太平軍數(shù)次穴地攻長沙城不克，糧秣給養(yǎng)漸漸匱乏，遂于十月十九日撤圍北上。太平軍在益陽一帶擄獲了數(shù)千只民船，于是泛舟直下岳州，清軍不戰(zhàn)棄守，太平軍遂由水旱兩路進入湖北，并于十二月四日攻克武昌。湖北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軍政官員死難。由于戰(zhàn)場轉移，湖南一下子松快了許多。但曾國藩卻在這個當口，接到了皇帝下達給他的新任務。咸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軍機處寄發(fā)給當時的湖南巡撫張亮基一道上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隸籍湘鄉(xiāng)，聞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xiāng)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曾國藩接到張亮基發(fā)來的咨文，已經(jīng)在半個月后，當即準備上疏推辭。國難當頭，朝廷急需用人之際，他為何如此呢？這就不能不由儒家的孝道說起了。

作為躬行實踐的儒者，曾國藩于孝道看得很重，更何況對一別十二年，臨死也未能見上一面的母親，他心存愧疚。母親下葬不過數(shù)月，熱孝期間出山做事，既違背禮制，也有違孝道，他是絕不愿意的。

還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咸豐元年，曾國藩的好友江忠源丁母憂回籍守制，恰逢朝廷派任大學士賽尚阿赴廣西督師，“湘陰左宗植方官內閣中書，素悉公(即江忠源)，為言于大學士祁寯藻：江某可倚以辦賊。祁公薦之。賽尚阿公遂奏調軍前差遣。”曾國藩得知這個消息，很不以為然，曾去信責之以大節(jié)，勸江不要輕易出山。進退出處，為朋友謀如此;現(xiàn)在輪到他，若尊朝命奪情出山，自己豈不成了口是心非的小人了嗎？故在得知武漢失守的消息后，曾守制之心仍未動搖。在接到張亮基咨文兩日后(十二月十五日)，他上折辭謝，并準備將折稿寄給留在京師照看其家小的妻舅歐陽秉銓，要他將自己的意思曉喻在京師做官的朋友們，如袁甲三、毛鴻賓、黎吉云、邵懿辰、李鴻章、呂賢基等人，要他們不要向朝廷舉薦他出來做事，陷他于不孝。奏疏與書信寫就，正待發(fā)出，郭嵩燾的到來與父親竹亭公的訓誡，卻使他一改初衷。

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文正公旋奉旨幫辦團練。解圍后，嵩燾馳弔文正公家。至湘鄉(xiāng)縣城，朱石翹(孫詒)方為縣宰，為(我)發(fā)官(轎)伕兩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則已具疏力辭，并緘致張石卿(即張亮基，石卿為其字)中丞，力陳不能出之義，專使赴省，束裝將行矣。嵩燾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即曾父竹亭公)，召語文正公，以嵩燾之言為正。(文正)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

十二月十七日，曾國藩起行赴省，于二十一日抵達長沙，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