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這個接班人讓乾隆滿意的有四點：

首先，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其次，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于為他人著想。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

第四，從外表看，嘉慶皇帝是清朝歷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表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于條理。

另外，這一年，嘉慶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因此，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嘉慶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太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日，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時，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圣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么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親政后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后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癥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體內的病癥，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并非不治之癥。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乾隆中后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系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一百數十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后，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范，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后，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于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后，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

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后，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但是，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歷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于崇禎，而是亡于萬歷。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余年間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