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唐太宗這種“雷人”的異常舉動，有人認為是魏征生前大力舉薦的杜正倫、侯君集接連落馬，傷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認為是魏征曾將自己記錄的與太宗一問一答的諫諍言辭，拿給負責編寫起居錄的褚遂良作參考，犯了唐太宗的忌。

這兩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卻是因為魏征屢次過火的“犯顏直諫”，使唐太宗產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過是唐太宗因為長期受到壓抑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歇斯底里的發泄。

唐太宗是歷史上少有的開明君主，為了開創大唐盛世的局面，為了實現千古一帝的夢想，他給了魏征“無限話語權”，讓魏征時刻提醒和勸諫自己。在國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懸河，好像在教誨一個沒有主見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長輩，苦口婆心，聲淚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個懵懂無知的孩子。據史料記載，魏征在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內，有史籍可考的諫奏前后達二百余次，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甚至連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時候都讓唐太宗下不了臺。

魏征比唐太宗大20歲，如果放在時下，就是“60后”與“80后”的關系。年齡上的差距，代溝上的隔閡，意見上的分歧，必然會造成二人之間的沖突。

魏征在嘔心瀝血的同時，卻忽略了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張、理想、愛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種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標新立異的開拓勁，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權，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撓。難怪有一次唐太宗守著長孫皇后的面大罵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殺了這個莊戶佬不可！”能把“從諫如流”的唐太宗逼到這個分上，魏征的進諫確實過了頭。

愛太深，容易出現裂痕。魏征這種慈父般的過火關愛，在唐太宗眼里卻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當皇帝的在很多時候說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臉色，這種長期逐步積累起來的壓抑，總有一天就會像火山一樣突然噴發，而魏征的“薦人失察”和“諫言外流”不過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導火索。貞觀十八年，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麗受挫后，不由得發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長嘆，立即“命馳驛祀征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人，總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諦，皇帝也不例外。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疑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甚至連尉遲敬德、房玄齡這樣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后期，隨著“隋亡為戒”歷史教訓的逐漸淡忘，隨著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出來。皇帝高深莫測，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戲中，皇帝始終是贏家。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后，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么，他說：“非勛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