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逝時無子，向太后于同月立他為帝。

宋徽宗即位之后啟用新法，在位初期頗有明君之氣，后經蔡京等大臣的誘導，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后來金軍兵臨城下，受李綱之言，匆匆禪讓給太子趙桓，在位25年，國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終年54歲，葬于都城紹興永佑陵。

他自創一種書法字體被后人稱之為“瘦金體”，他熱愛畫花鳥畫自成“院體”。是古代少有的藝術天才與全才。被后世評為“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大家都知道宋徽宗被稱作“昏德公”，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但他卻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

二者之間如何統一到一個人身上來？

作為政治家的宋徽宗無疑是昏德公，作為藝術家的宋徽宗無疑不是昏德公！在政治與藝術這兩個不同領域，昏德公是否有跨界性作為呢？如果有的話，在音樂領域能不能發現什么具體證據呢？

今天，我們請李幼平先生以徽宗所鑄大晟鐘為例，講講“睿智”的昏德公。

在研究大晟鐘的過程中，我也確實發現了一些相關的現象——政治上的昏德公，在音樂領域并不那么“昏”，甚至他正是在政治昏德的外表下，展現了高超的藝術睿智，在中國音樂發展過程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大家知道，鐘鼎禮器、禮樂制度是中國古代宮廷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周禮》明確記載，周代貴族分為王、諸侯、卿大夫、士四個等級，金石樂縣(懸)分別對應四面宮懸、三面軒懸、兩面判懸和一面特懸 ;所用的樂舞人數，所用的鼎、簋禮器，也都有相應的規定。在已經出土發現的大量圖像資料中，無論是祭祀活動還是宮廷宴飲，鐘、磬都不可缺少，金石之聲是很重要的禮器。

編鐘又是宮廷雅樂文化，或者說是宮廷音樂生活的主要物質載體。金石之聲、鐘磬樂隊所代表的宮廷雅樂，與民間俗樂相對并立、各成體系，作為宮廷正統音樂的標志，是歷代統治者始終努力完善、力圖復興的主要內容。正因為這樣，宋代作為中國古代最注重雅樂復興的朝代之一，關于編鐘的研究與使用，也就順理成章而成了宋代政治生活與雅樂復興的中心話題。

關于宋徽宗的新樂。宋代文獻史料中有一句很關鍵的話，那就是《宋史 · 樂志》開篇所言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為什么要改，改的基礎是什么，所體現的歷史特點是什么？制定新樂就是要對宮廷雅樂予以復興，改革既有雅樂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承認它、讓社會使用它。這是一個很有趣、很重要的觀點。

文獻史料有著明確的記載 ：宮廷禮樂活動中，演奏雅樂的樂器質量參差不 齊，鐘磬琴瑟制度混亂，不僅已經與古制不一樣了，而且從客觀的音響效果而言，“每合大樂，聲韻混雜，而皆失之太高”。

尤其還要注意的是，當時的樂工“率農夫、市賈”，每當宮廷要進行雅樂演奏、舉行祭祀活動的時候，就必須到皇宮之外找這些人。此外，官方文獻還明確記載，這些從宮廷外找來的樂人不僅自備樂器，還“教習無成，瞢不知音”。

文獻記載的上述現象，展現了宋徽宗大晟新樂改作之時所面臨的客觀現實 ：皇宮沒有完整專職的“中央歌舞團”，但復禮興樂的宮廷祭祀、禮樂活動卻必須有！

這樣宮廷樂工不得不由民間藝人兼任。相對封閉而自成體系的傳統宮廷雅樂， 不得不由民間藝人參與表演，不得不面對民間俗樂的沖擊！

面對雅俗沖突的矛盾，只有兩種方法或選擇：

一種是反抗——引經據典，加以抵制 ;

另一種則是移花接木，承認現實！

宋徽宗選擇了后者，而正是這種選擇，展現了宋徽宗的“偉大”，體現出了昏德公的睿智。

崇寧三年的時候，一個關鍵的“故事”出現了：一個名叫魏漢津的道士，“獻指律之法”——以皇帝的手指頭為依據制定十二律。皇帝的三個手指頭加在一起就是九寸，長度九寸的律管吹出的音高就是黃鐘——宮廷雅樂的標準音高！這種聲律理論顯然是缺乏科學依據的胡鬧，可它確實產生了適用于當時宮廷雅樂演奏 的大晟新律的黃鐘音高！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應天府出土了六件銘刻有“宋公戌”文字的編鐘。成書較早的《考古圖》中沒有這六件鐘， 在《宣和博古圖》中就收錄了。于是乎，以當時最新考古成果宋公戌鐘為參照，完成了大晟鐘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