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和齊王雖然已經被除掉了，但是他們的十個兒子還在。對于李世民而言，這就意味著殘存的政治異己勢力還在、一種潛在的復仇力量還在！問題倒不是擔心這十個年少和年幼的侄子長大后會揭竿而起替他們父親報仇，而是誰也不敢保證，將來不會有心懷叵測之人利用他們的仇恨、打著他們的旗號來興風作浪。所以，既然這場弒兄、殺弟、逼父的流血政變已經走到了這一步，那么李世民只能按照它本身的慣性，把它進一步推向那個無可避免的邏輯終點——屠侄！

只能如此，別無選擇。

要說殘忍，這或許是一種殘忍。可是，這就是權力斗爭的游戲規則。在這樣的規則之內，每個人都是一顆身不由己的棋子。你或許可以選擇充當什么角色，但你絕對無法改變角色固有的規定性。在歷史和時代條件圈定的樊籠中，你只能最大限度地適應并利用規則，卻絕對無力改變規則。換句話說，你可以在規則中游刃有余，但是你不可能溢出規則之外。進而言之，如果武德九年發生的是“昆明池之變”而非“玄武門之變”，如果這場巔峰對決最終勝出的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那么李建成在殺掉秦王之后，會不會向秦王的兒子們揮起屠刀呢？

答案是肯定的。

所以，一旦歷史選擇了玄武門之變，一旦命運之神鐘情于李世民，那么太子和齊王的十個兒子就注定在劫難逃！

六月四日這一天午后，當秦王府的兩隊飛騎奉命沖進東宮和齊王府的時候，李唐皇族的這些金枝玉葉立刻發出了恐懼而絕望的哭嚎。那十個年輕和年幼的親王還未及從喪父的巨大哀痛中擺脫出來，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輕而易舉地攫住了他們。

史書沒有記載他們的年齡。也許這對后世的讀者是一件好事，因為人們的內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種觸痛。但是史書記下了他們的名字。在泛黃的史冊里，他們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無特征的符號、兩三行容易讓人忽略的文字而已。

李建成的五個兒子是：安陸王李承道、河東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訓、汝南王李承明、鉅鹿王李承義。李元吉的五個兒子是：梁郡王李承業、漁陽王李承鸞、普安王李承獎、江夏王李承裕、義陽王李承度。

這就是他們留在歷史上的全部信息。雖然他們的年齡不詳，可我們知道，李建成死時三十八歲，李元吉死時二十四歲，所以，他們的兒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計也不過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僅僅在蹣跚學步。

殺完太子和齊王的兒子們，秦王的部將還想殺光他們左右親信百余人、籍沒他們的財產。尉遲敬德竭力反對，他說：“一切罪惡，只在兩個元兇！既然已經誅殺，就不能再擴大打擊面，這樣無法使人心安定。”李世民采納了他的意見，于是屠殺行動才宣告中止。

同日，高祖下詔大赦天下，并稱：“兇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黨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務一概交由秦王裁決！”

六月五日，馮立和謝叔方主動投案，薛萬徹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斷宣傳他的寬大政策，薛萬徹才回到長安。李世民說：“這些人忠于他們的主人，是義士！”于是將他們無罪開釋。

六月七日，李淵正式冊封李世民為皇太子，并下詔重申：“自今日起，無論軍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務，皆交由太子裁決之后再行奏報。”

李世民成功了。

他不但以無與倫比的智慧、膽識和魄力一舉扭轉乾坤，翦除了政敵，取得了政變的成功，而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撫人心的寬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奪權后可能產生的政局動蕩，從而順利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儲君之位！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大唐帝國的歷史遽然掀開了新的一頁。

這嶄新的一頁是如此恢弘而絢爛，以至于玄武門前那些殷紅的血跡很快就將被新時代噴薄而出的萬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卻注定要成為李世民生命中永遠無法痊愈的傷口，也注定要成為李唐王朝記憶中永遠無法消解的隱痛。如果說李世民后來締造的整個貞觀偉業是一座輝映千古的豐碑，那么它的基座無疑是一個荒草萋萋的墳冢。

上面寫著三個字——玄武門。

里面埋葬的不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僅僅是他們那十個年少和年幼的兒子，同時也埋葬著另一個李世民的靈魂。

也許我們必須把目光拉到貞觀年間，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這個流血事件是怎樣深深地糾纏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為國仇。……生為賊臣，死為逆鬼。……吾所以上慚皇天，下愧后土，嘆惋之甚！”

貞觀十七年那個陰雨蒙蒙的春天，當第五子齊王李祐在齊州起兵謀反的消息傳來，唐太宗李世民憤然提筆寫下了這道譴責李祐的手詔。書畢，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勝。

除了對齊王李祐的悖逆之舉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腦海中，是否也會閃過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當他顫抖的筆墨寫到“背禮違義、棄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這樣的字句時，內心是否也會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慚悚和愧疚呢？而“上慚皇天，下愧后土”這樣的感嘆，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慚之外，會不會也包含著某種程度上的自我譴責？而那潸潸而下的淚水，又豈止是為齊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無獨有偶。齊王李祐剛剛伏誅，這一年四月便又爆發了太子李承乾的謀反案。太子事敗后，又牽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奪嫡陰謀。悲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開頒布的詔書中稱：“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魏王泰)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潛有代宗之望(奪嫡企圖)，靡思孝義之則。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范百代。”隨后又對侍臣說：“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廢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貶為順陽王，徙至均州。

當這種同根相煎、骨肉相殘的慘劇差一點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時，歷史驚人的相似性肯定會讓他受到極大的震撼。從某種意義上說，擔心被李泰所圖、所以“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潛有奪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則無異于當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時的唐太宗才會痛定思痛地對后世的李唐皇族發出這樣的警告——不要以為“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其潛臺詞是：人人心中都必須存一個“愛敬君親”的“孝義之則”，任何人也不要企圖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生的事情當成一個效法的榜樣！而且李世民還一再強調，從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還是藩王覬覦儲君之位，一概要被貶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為前車之鑒，從而“貽范百代”，“傳諸子孫，永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鄭重要求后代子孫所遵循的規范和法則，其實正是當年被他自己徹底顛覆的東西。

雖說時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導致了行為和價值觀的差異，但是李世民在處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時，心中肯定橫亙著武德九年遺留下的道德陰影。對兒子們的譴責越是嚴厲而痛切，對“愛敬君親”的“孝義之則”越是推崇和強調，就越發表明李世民一生中從來沒有真正擺脫玄武門事件的巨大影響。

也許，當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貞觀的時候，就會發現在李世民締造這份赫赫功業的過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種難與人言的潛在力量在參與和推動。

這樣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內在的自我救贖”。

當年奪嫡繼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為世人締造一個朗朗乾坤的決心就越大;玄武門事變對李世民造成的隱痛越深，他開創貞觀的動力也就越強;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負罪感越是沉重，他從造福社稷蒼生的事功中尋求道德解脫的渴望就越加強烈！

從這個意義上說，貞觀偉業又何嘗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

無論盛世貞觀在后人的心目中獲享怎樣的景仰和尊崇，也無論它在歷史上是一個多么光輝而偉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個塵封的角落，它卻可以是一種自我救贖的產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

換句話說，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失落在玄武門的東西，李世民將不得不用盡一生的歲月去尋找;對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與親情上的巨大虧欠，李世民也不得不用盡一生的努力去償還。而這樣的努力，也就構成了開創盛世的種種動因之中，那最不為人所知卻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種。當然，這種努力對李世民本人來講很可能是不自覺的、是極為隱晦而難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靈魂的自我救贖”的確具有非凡的意義——就像是一種無上的信仰之于一個虔誠的信徒一樣，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御極后的種種自律、寬宏和堅忍。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動李世民從“個體的小我”走向“歷史的大我”，從陰暗而血腥的玄武門，走向華麗而光明的貞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