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定都南京。到了第三代明成祖(十三陵長陵埋的那個皇帝)時，把朝廷搬到北京來了。這件事情在歷史上有什么意義？他當時為什么非遷都不可？

前面講到，明太祖的軍隊打到北京以后，元順帝跑掉了，元朝失去了在長城以內地區的統治權。盡管如此，元順帝的軍事力量、政治機構都還存在。因此，他經常派遣軍隊往南打，要收復失地。他認為這個地方是他的，他們已經統治了八九十年。而當時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為了抵抗蒙古的進攻，明太祖只好把他的許多兒子封在長城一線作塞王。可是現在情況變了，明成祖自己跑到南京去了;此外，原來封在熱河的親王叫寧王，寧王部下有大量蒙古騎兵。明成祖南下爭奪帝位之前，先到熱河，見到寧王就綁票，把寧王部下的蒙古騎兵都帶過來了。他利用這些蒙古騎兵作為自己的軍事主力，向南進攻取得了勝利。從此之后，他就不放寧王回熱河，而把他封到江西去。這樣一來，在長城以北原來可以抵抗蒙古軍進攻的力量便沒有了。

原來他自己在北京，現在自己到了南京，因而就削弱了明太祖時代防御蒙古軍進攻的力量，防御線有了缺口，頂不住了。因此，他不能不自己跑到北京來指揮軍隊，部署防御戰。因為他自己經常在北京，當然政府里的許多官員也都跟來北京，北京慢慢變成了政治中心。于是他開始修建北京，擴建北京城，大體上是根據元朝的都城來改建的。元朝時北京南邊的城墻在哪里呢？在現在的東西長安街。明朝就更往南了，東西長安街以南這個地區是明朝發展起來的。德勝門外五里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縮了五里。明成祖營建北京是有個通盤安排的，他吸取了過去多少朝代的經驗。所以街道很整齊，幾條干線、支線把整個市區劃成許多四四方方的小塊。有比較完整的下水道系統，有許多中心建筑。從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前后三十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這個時期的世界其他各國比較，北京是當時世界各國首都中建筑比較合理、有規劃的、最先進的城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首都比得上它。

有人問：北京還有外城，外城是什么時候建筑的？外城的修建比較晚，是在公元1550年蒙古軍包圍北京的緊急情況下，為了保衛首都才修建的。但是因為這個工程太大，只修好了南邊這一部分，其他部分就沒有修了。至于現在的故宮、天壇那些主要建筑，也都是在那個時代打下的基礎。應該說明，現在的故宮并不是原來的故宮，認為明成祖修的宮殿一直原封未動地保留到現在是錯誤的。故宮曾經經過多次的擴建和改修。過去三大殿經常起火，燒掉了再修。起火原因很簡單，就是太監放火。宮廷里有許多黑暗的事情，太監偷東西，偷到不可開交的時候，事情包不住了，就放火一燒了事。燒掉了再修，反正是老百姓出錢。明清兩代宮廷里經常鬧火災就是這個道理。故宮的整個建筑面積有十七萬平方米左右，光修故宮就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人民大會堂的建筑面積是十七萬四千多平方米，比整個故宮的有效面積還大。明朝修了二十年，我們只修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個比較是很有意思的。由于從明成祖一直到明英宗連續地營建北京，政治中心就由南京轉到北京來了，北京成為國都了。

以北京作為一個政治、軍事的中心，就近指揮長城一線的軍事防御，抵抗蒙古族的軍事進攻，保證國家的統一，從這一點來說，明成祖遷都北京是正確的。如果他不采取這個措施的話，歷史情況將會怎樣，就很難說了。

即使明成祖遷都北京，并集中了大量的軍隊在這里，但在明朝歷史上還是發生了兩次嚴重的軍事危機。一次是在公元1449年，一次是在1550年，中間只相隔一百零一年。

第一次危機叫“土木之役”。土木是什么意思呢？在今天官廳水庫旁邊的懷來縣，有一個地方叫土木堡。當時蒙古有一個部族叫瓦剌，它的領袖叫也先。也先帶兵來打明朝，他的軍事力量很強大，從幾方面進攻，一方進攻遼東，一方攻打山西大同。那時明朝的皇帝英宗是個年輕人，完全沒有軍事知識，他相信太監王振。王振也是完全沒有軍事知識的。王振勸他自己帶兵去抵抗，他就糊里糊涂帶了五十萬大軍往當時正被瓦剌部隊包圍的大同跑。還沒有到那里，大同的鎮守太監郭敬就派人來向皇帝報告，說那里情況很嚴重，不能去。于是就班師回朝。王振是河北蔚縣人。他想要英宗帶著五十萬人軍到他家鄉去玩玩，顯顯自己的威風。剛出發，他又一想，五十萬大軍所過之處，莊稼不就全踩完了！對自己的利益有損害，又不愿去了。這樣來回一折騰，走到土木堡那個地方，敵人就追上來了。當時正確的辦法應該是進人懷來城內堅守。下面的將軍也要求進城。王振不干，命令部隊就地扎營。但是這個地方附近沒有水源，不宜于堅守。結果五十萬大軍一下子被敵人全部包圍了，造成了必敗的形勢。在這個高地上待了兩天，五十萬人沒吃沒喝。到第三天他讓部隊改變營地。部隊一改變營地，敵人就趁機沖鋒。結果全軍覆沒，皇帝被俘虜了，王振也死于亂軍之中，造成了很嚴重的軍事危機。這是歷史上最不光彩、最丟人的一次戰爭。

這時候北京怎么辦呢？沒有皇帝，五十萬大軍全部被消滅了，北京只剩下一些老弱殘兵。情況很緊張。許多官員紛紛準備逃難，家在南方的主張遷都南京，認為北京反正守不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有見解的兵部侍郎(相當于現在的國防部副部長)于謙，反對遷都，他認為北京能夠守住。如果遷都到南京去的話，北方沒有一個政治中心，那么整個黃河以北的地區便都完了。他堅決主張抵抗，反對逃跑。他的主張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明英宗的兄弟(chéng)王(不久即帝位，就是明景帝)的支持。于是就由于謙負責，組織北京的保衛戰。于謙組織了軍事力量，安排了防御工作，跟人民一起保衛北京;并且在政治上提出了一套辦法，他告訴所有的軍事將領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了皇帝，要堅守地方。這樣，加強了全城軍民保衛北京的決心。果然，也先把俘虜去的明英宗帶到城外誘降，說：你們的皇帝回來了，趕快開門。他以為這樣可以不戰而取得北京城。但是守城的官兵們依照于謙的指示，堅決地回答說：我們有了新的皇帝了。各地方都是堅決抵抗，沒有一個受騙的。結果英宗在也先手里成了廢物，不能起欺騙作用了。由于依靠了人民群眾，北京的保衛戰取得了勝利。這時，各地的援軍也不斷前來。也先見占不到便宜，便只好退兵。這樣，北京保衛住了，整個黃河以北的地區保衛住了。

明英宗在也先手里起不了作用，有人就替也先出主意：明朝的皇帝留在這里沒有用，還要養他。不如把他送回去，在明朝中央政權內制造弟兄倆之間的矛盾。這樣，也先就把明英宗送了回來。明英宗回來后不能再做皇帝，被關起來了。八年之后，明景帝生了病，政府里有一派反對明景帝和于謙的人，還有一些不得志的軍人、政客，他們把景帝害死，把英宗放出來重新做了皇帝。英宗出來之后，就把于謙殺害了。

明景帝和于謙對于保衛北京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對人民是有功的。景帝是個好皇帝，他的墳墓不在十三陵。七八年以前，我和鄭振擇同志一起在頤和園后面把他的墳墓找到了，并重新修理了一下，作為一個公園。因為他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從以上說的情況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建都在北京，那么1449年也先軍隊的進攻是很難抵抗的。

過了一百零一年，即1550年，蒙古的另外一個軍事領袖俺答又率兵包圍了北京。情況也非常嚴重。也是因為北京是一個首都，是一個政治和軍事中心，經過艱苦的斗爭，俺答也像也先一樣，由于占不到便宜而退回去了。

北京在明朝歷史上經受住了這樣兩次考驗。由此可以說明明成祖遷都北京是必要的和正確的，無論從軍事上和政治上來說，他都做對了。

但是，僅僅只把政治、軍事中心建立在北京還是不夠的。當時東邊從遼東起，西邊到嘉峪關止，敵人從任何地方都可以進來。當然，從山海關往西有一道萬里長城。可是城墻是死的，沒有人守還是不能起作用。所以，必須要在適當的軍事要點布置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明朝政府在北方沿邊一線設立了所謂“九邊”。“九邊”是逐步發展起來的。開始只建立了四個鎮，即遼東、宣府、大同、延綏(suí)。跟著又增加了三個鎮：寧夏、甘肅、薊州。以后又加上太原、固原二鎮。這九個軍事要塞，在明朝合稱“九邊”，是專門對付蒙古族的。每一個軍事中心都有很多軍隊，譬如明朝后期，光在薊州這個地方就有十多萬軍隊。

九邊有大量的軍隊，北京也有大量的軍隊。這些軍隊吃什么呢？光依靠河北、山東、山西這幾個地區的糧食是不夠供應的，必須要從南邊運糧食來。要運糧食，就要有一條運輸線。當時沒有公路、鐵路，只能通過運河水運，把東南地區的糧食集中在南京，通過運河北上。一年要運三四百萬石糧食來北京養活這些人。所以運河在當時是一條經濟命脈。這種運輸方法，當時叫作漕運。為了保護這條運輸線的安全，明朝政府專門建立一個機構，派了十幾萬軍隊保護運河沿線。明朝是如此，清朝也是如此。

把軍事、政治中心放在北京，北方的問題解決了。可是發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南方發生了事情怎么辦？于是就把南京改為陪都。陪都也和首都一樣，除了沒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種組織機構，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北京有六部，南京也六部。因為南京沒有皇帝，便派一個皇帝親信的人做守備。當時的大學叫國子監，國子監也有兩個：一個叫“北監”，一個叫“南監”。北監在北京，就在孔廟的旁邊。北監、南監都刻了很多書，叫北監本和南監本。當然，陪都和首都也有區別，首都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部長叫尚書，副部長叫侍郎)有實權，而陪都的六部沒有實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首部辦。南京的這些官清閑得很，沒有什么事情可做。這些人大都是些政治上不得志的人，在北京站不住腳，有的年紀大了，做不了什么事，就要他到南京去做一個閑官，有飯吃，有地位，可是沒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們研究這個時代的歷史要了解這一點。那么，他在南方搞一套機構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以南京為中心來保護運河交通線;第二，以南京為中心，加強對南方人民的統治。南方各個地區發生了人民的反抗斗爭，就可以就近處理、鎮壓。

明成祖遷都北京，這不但是抵抗蒙古族南下的一個最重要的措施，同時也為北京附近地區生產的發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市的繁榮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有了這個基礎，清朝入關后才能繼續建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