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事實昭然若揭，那就是晚清時期湘軍將領幾乎個個肥得流油。王闿運在《湘軍志·籌餉篇》中揭秘：“軍興不乏財，而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每破寇，所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復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能戰之軍未有待餉者也。”

曾國荃是湘軍虎將，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功臣。我們細讀《曾國藩家書》，即可曉然，曾國藩原本打算奏請李鴻章到金陵會剿，因為淮軍的大炮火力更猛，士氣更旺，能夠協助湘軍轟塌堅固的城墻，但他擔心李鴻章氣焰太盛，言語態度會冒犯曾國荃，使九弟原本隱隱作痛的病肝“愈增肝氣”，他還顧慮淮軍“騷擾驕傲”，會欺侮湘軍，“克城時恐搶奪不堪”。有這兩方面的擔憂，曾國藩就不太情愿讓李鴻章去金陵城頭“摘桃子”。

總而言之，曾國藩的心情極其矛盾。所幸李鴻章顧大局識大體，他很清楚，倘若自己半途去金陵會剿，染指分羹，無論是分名還是分利，都不會受到歡迎，這種大忙可幫不得，這種好人可做不得。曾國荃也確實爭氣，硬是憑借其麾下的湘軍吉字營打贏了這場艱苦卓絕的攻堅戰，率領蠻子兄弟拿下了太平軍的老巢，奪得首功一件，不僅在金陵城里美滋滋、樂顛顛地撒了一次野，而且升官、晉爵、發財，三者齊備。

曾國荃攻下金陵后，湘江中運送財物回鄉的船只絡繹不絕，前后斷斷續續達三個月之久，可見他們撈到的好處相當驚人。湘軍將領貪名盛傳之際，水師統領楊岳斌為了撇清自己，于回鄉途中作口號二句：“借問歸來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風。”兩位湘軍水師統領楊岳斌和彭玉麟不貪財，倒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這種操守在湘軍將領中并非普遍存在。

回到湘鄉，曾國荃購買良田萬頃，還建造了奢華壯麗的大夫第。其侄女曾紀芬在《自編年譜》中回憶道：“前有轅門，后仿公署之制，為門數重。鄉人頗有浮議。文正(曾國藩)聞而令毀之。”最末一句有點夸張，不過，咸豐九年(1859)，曾國藩在致諸弟的信中確實有這方面的指示：“我家若太修造壯麗，則沅弟(曾國荃)必為眾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由此可見，曾氏兄弟的性情并不相同，老大主張“謹慎”和“韜光養晦”，老九則主張“瀟灑”和“及時行樂”。曾國荃竭盡所能，撈足了金錢，然后揮金似土，曾國藩對此不以為然，外界也多有非議。曾紀芬在《自編年譜》中嘗試為其九叔做出辯解：“忠襄公(曾國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凱歌，必請假還家一次，頗以求田問舍自晦。”所謂“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毫無政治野心，以免慈禧太后猜忌。

咸豐九年秋，曾國藩在致曾國荃的家書中寫道：“聞林文忠(林則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我想，曾國荃讀完這封信，肯定噴茶一笑。林則徐當了多年高官，卻一直清廉自守。死后只留下這么點遺產，寒冬臘月，害得三個兒子喝西北風，能說他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曾國藩肯向林則徐看齊，并非故意裝假，他既有思想上的沖動，又有行為上的表現。曾國荃奉行實用主義，只認準錢多好辦事，恐怕連思想上的瞬間沖動也沒有。

曾國藩對幕僚趙烈文說過這樣一番話：“九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我償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曾國荃照顧整個家族，揮金似土，焉得不貪取錢財？為了讓大哥唱紅臉，以完人的形象取信于當世和后世，他不惜包攬貪名，歡唱白臉。如此兄弟，可謂舉世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