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談判很奇葩 道光帝因此處置兩位大員
道光支持林則徐禁煙，本來是為了銀子，沒想到這銀子還沒有弄到手，反被人家打了一頓，羞辱一番。
道光心里極為不爽，于是乎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林則徐身上，批評林則徐“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凈，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而生出許多波瀾”。
皇帝生氣了，林則徐下課。
這事能全怪林則徐嗎？沒有你道光幾次三番的召見，林則徐能禁煙嗎？這倒好，出問題了，責任全歸林則徐了，要是成功的話，榮譽肯定都是道光領導有方了。
怎么辦呢？大兵壓境，打又打不過，那就“懷撫”吧。
讓誰去呢？林則徐肯定不行了，找來找去就找到琦善了，一是當初琦善不支持禁煙，二是英軍到天津時，很多事情都是琦善和英軍遠征司令談判的，讓英軍離開了天津，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這件事肯定不是什么好差事，不論讓誰去，都夠受的，琦善肯定也不想去，但皇帝之命不敢違抗啊。
當初在天津，看似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是表面上的東西，其實，琦善當時就是在糊弄。
琦善也是看到了英國的“堅船利炮”，只是一眼，琦善就斷定中國打不過英國，認為決不可與英國打仗。
摸透了道光的心思，琦善知道首要的在解除武力威脅，只要能撤兵，一切好說，甚至不惜屈服求和，而且擅自做主承認英軍師出有名，懲罰林則徐，事實上放棄禁煙。
對琦善來說，最要命的是英國人提出的賠償煙價和戰爭賠款，他也知道，銀子是道光的命根子，皇帝肯定不會同意拿銀子，不過為了讓英國退兵，道光指示琦善說：“倘該夷始終堅持，該督到粵后，惟當細加訪查，當日繳煙究系作何辦理，或即作為該督之意，密諭各洋商，以將來如許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該商人等亦可照常貿易，獲益良多。
”于是，琦善也就含糊其辭地答應了英國人，而英國人由于取到了理想效果，加上冬天快到了，北方海港結冰，軍艦不宜久留，于是順水送人情，同意到廣東繼續談判相關事宜。
英國人離開后，道光兌現了琦善的承諾，收拾了林則徐和鄧廷楨，為了找回面子，道光大言不慚地說：“并非因該夷稟訴，遽予嚴議也。
”在道光看來，這事也可以了結了，你們要求通商，答應你們;你們申訴，我收拾林則徐，但這事只是道光一廂情愿罷了。
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在上諭中詢問福建總兵達洪阿等人：“覽奏均悉，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偽官，是否授自國王？抑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
欽此。
”戰爭都打了兩年了，連這些問題都沒有搞清，能不失敗嗎？要是不失敗，就是天理難容。
《孫子兵法》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我們可以容忍皇帝的荒唐，但絕不能接受皇帝的無知，荒唐最多勞民傷財，而無知則會亡國滅種。
看來，清朝的皇帝和臣子們，真的不讀書了，就是讀書，也死讀書，不然何以連這么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呢？開戰兩年了，竟然連對手從哪里來都不知道，豈止是荒唐，簡直是無知加上愚昧。
據《宣宗實錄》記載，道光曾反復追問他的大臣：女王有無婚配？和俄羅斯是否接壤？等等。
關注“女王是否婚配”的八卦信息，而不是英國的國力軍力之類信息，可能是考慮自己做皇帝有這么多媳婦，那么，英國女王有多少老公呢？道光不了解英國，琦善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本不知道英國人的目的，一如既往地真誠，到廣州之后又是拆掉海口防御工事，又是解散防守海口的軍隊，還裁減了2/3的兵船。
按照琦善先前和英國打交道的經驗，自己這么真誠，英國人還能做什么呢？人家外國人就是不吃中國這一套，一看撤防了，就更來勁了，1840年12月談判開始，這時懿律已辭職，英方談判由義律一手主持。
義律提出賠償煙價、軍費和在閩浙粵沿海割讓一口岸等要求，只有滿足這些要求之后才能交還定海。
琦善對這些條件都表示接受，唯對割地一事不敢答應，恐怕皇帝未必肯答允，不敢做主，所以在奏折中假意說：“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其地亦甚難擇”，以作試探。
收到琦善的報告后，道光批示說：“看此光景，該夷反復鴟張，恐難以理喻，必當一面論說，一面準備多方羈絆，待其稍形疲憊，乘機剿戮，方可制伏也。
”道光實在控制不住了，這洋人也太不識抬舉了，又下諭說：“匪特地方不能給予尺寸貿易，即煙價亦不可允給分毫。
”道光認為談判已無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積極為戰爭做準備，一是同時命令川、湘、黔三省派軍救援廣東，二是起用被革職的林則徐等。
道光可以朝令夕改，高興了和談，不高興又要打仗，而琦善怎么辦呢？就成了受氣的小媳婦。
皇帝命令不敢違抗，洋人這邊的條件又太苛刻，裝孫子人家都不讓步，打吧又打不過，洋人實在不給自己這個大清欽差面子。
皇帝不讓步，洋人也步步緊逼，琦善的長袖終于舞不動了，1841年1月，英國停止談判，轉而進攻大角、沙角炮臺，逼近虎門。
由于拆除了防御工事，遣散了士兵，面對英軍的進攻，琦善毫無辦法，只得接受英方的條件，和英方訂立了屈辱的《穿鼻草約》。
消息傳到北京后，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下令進兵“痛加剿洗”，但2月2日卻接到琦善在訂立《穿鼻草約》后的報告，說英國人“自知懊悔”，愿交還定海和沙角炮臺，只求在香港“泊舟寄居”。
看到有緩和的機會，于是道光繼續真誠，對琦善談判中“委曲從權”、道光在詔書中表示“朕已鑒此苦衷”，并詢問“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如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堂堂大清朝皇帝居然不熟悉自己的國土。
與此同時，琦善不敢把《穿鼻草約》內容如實上報朝廷，說香港只是讓英國人“寄居”，對賠款之事則一字不提。
不久，琦善私自割讓香港被廣東巡撫怡良上報皇帝。
道光知道后大怒，立即把琦善革職鎖拏。
琦善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簽下《穿鼻草約》，最后還被革職查辦，真是嗚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