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浩浩殤殤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存在了許多個朝代，而宋朝，則以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轉變而令人非常矚目。趙宋這個朝代，又以其頗具爭議性的歷史，成為史家和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總體而論，宋朝是中華大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宋前與宋后中華歷史中的國家形態和社會面貌整體差距很大。

從最直觀的角度看來，宋后的版圖疆域和國防軍事實力基本不超過宋前，甚至存在較大的差距。以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規律為基本出發點，則不難發現，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為何會出現這種背離的現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豐富的歷史資料和分析成果。而這些歷史資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為分水嶺，也可以這樣認為——北宋和南宋是中華歷史最直接的分水嶺。在這個史無前例的歷史性分水嶺中，千百年來被廣大國民謳歌贊頌的岳飛則成為橫亙于兩宋之間的橋梁，也因此成為在趙宋時代發生斷裂的中華古代史中的一個焦點。

在抗金戰場上取得節節勝利，準備“直搗黃龍，迎二圣還朝”的岳飛遇害后，趙宋失去了抗戰派最堅實的支柱，同時，抗金將領們也深受打擊，韓世忠隱遁西湖。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至此，失去武力屏障的趙宋喪失了大規模反擊作戰的基本能力。女真人在遭受了岳飛等重兵集團的沉重打擊后，其在漠北的后防線產生了巨大的戰略真空。在女真無法有效控制漠北的情況下，比女真更為野蠻和落后的蒙古乞顏部軍事集團在鐵木真的率領下迅速崛起并統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國，后其孫忽必烈建元滅宋。

而元朝是中華歷史中的另類，是野蠻與文明之間的混合文化和混合體制，如果沒有弱宋對岳飛的殘害，也就不會有縱橫歐亞的“黃禍”。可以打個比喻，是岳飛之死為鐵木真留下了梟騰悍飛的歷史空間和地理空間。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國家體制約束在了東亞范圍，虎頭蛇尾的鄭和出海是宋后朝廷懦弱的必然產物，這與強漢王朝中張騫、班超孤身開西域的壯舉有根本性的差異。宋后的社會土壤里，當局在不遺余力地扼殺著“岳飛、狄青、班超、張騫的萌芽”。

在宋朝這個最特殊的轉折時代，出現了中華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英雄—岳飛。可以說，“岳飛和岳家軍現象”都不是宋朝的產物，如果岳飛這樣的天才出現在唐朝的話，在唐朝積極的主動防御、主動出擊的國防政策支持下，必將有其更為顯赫的西域戰功，必定可以扭轉唐軍與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戰的大敗，改造這個中華文明全面開始走向萎縮的歷史分野。岳飛的出生時間是無法選擇，這是“歷史上帝的安排”，而宋朝政治卻是趙匡胤之流選擇出來的，由于宋朝開國政治的重大選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未來的走向也就進行了一次大選擇。

宋朝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文重武輕的現象？為何趙宋要改變強盛的漢唐一直采用的積極主動的基本國策和奮發向上的政治體制？這與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黃袍加身”的登基經歷大有關系。宋太祖其人原本是五代時期后周的大將，在周世宗柴榮剛剛去世的時候被部下所擁戴(或者說有脅迫的因素在內)，借出征契丹之際在京師汴梁城外的陳橋發動兵變，繼而登基頂替了后周柴家孤兒寡婦的皇位。

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經歷，使得宋太祖對于將軍擁有軍隊的實際控制力這一點非常忌憚，如果說‘杯酒釋兵權’是趙匡胤為避免再次發生“黃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隱患的“措施保險”，那么后來，宋朝政治體制的高度僵化則是宋太祖為了后世子孫不再面對下一個趙匡胤而設計的“制度保險”，用來徹底結束五代十國軍人頻頻政變控制政治的局面！

趙宋開國政治特殊的文武分途體制，要追溯到以往的中國歷史上國制政體來分析其源頭。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就是“分封諸邦各自建國”，這是武王伐紂聯盟在成功后為各地諸侯和功臣劃分地區利益的產物，周王朝具有現代聯合國的雛形，絕不同于以后的大一統王朝。而秦朝的“中央集權制”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東亞超級大國的局面。可以說周朝是“天下”而秦朝是“大國”，由秦始皇統一任命官員的郡縣制代替了分封制，原有的封國藩王都換成了官吏。

但這個局面是個反復的局面，秦末戰爭實質上就是“天下各國”的一次復國戰爭，項羽分封和劉邦分封(漢初曾有異姓封王)都是“復國聯軍勝利果實”的必然產物，直到劉邦屠戮功臣恩威并用之后，再率領開國的眾將做“白馬之盟”，確定異姓不得封王的國家大制，東亞超級大國的王統才第一次穩定而長久地開創起來。中華大地由于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思想豐富，人才遍布，從西周以來多次在“天下和王朝”的國家模式之間反復。

而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國又是一個“天下階段”，為結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據尾大不掉的藩鎮格局，宋初君臣(主要出自“只懂得用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小儒”趙普)就開創性地設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員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將財政、軍事、行政權力都從地方首長手中分解開，而主要實質意義就是文武分途。而這個開創性的文武分途就決定了宋朝、岳飛和未來千年中華民族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