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湯簡介：張湯（？—公元前116年12月），杜陵（今陜西西安東南）人，因為治陳皇后、淮南、衡山謀反之事，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先后晉升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與趙禹編定《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

張湯，西漢杜陵（今陜西西安東南地區）人，具體出生年份不祥，約為漢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現代心理學理論認為，人幼年的生活環境對其一生成長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潛意識中的刺激通常于悄無聲息之中深刻地改變性格，而性格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著命運。中國民間諺語也有“三歲看小，五歲看老”。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里記有這樣一件發生在張湯幼年時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諸多信息將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張湯及以其為代表的酷吏群體的心態。

“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以職業風格治家的張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發脾氣，用竹板、荊條“笞”湯，體罰兒子。請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國常見的正規刑罰之一。受了委屈而又倔強的小張湯掘地三尺捕獲盜鼠后，并非出口惡氣一殺了之，而是一本正經地自設公堂，傳布文書，刑訊定罪，最后宣讀判決，將老鼠處以極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請注意，磔刑是遠古殘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語“五馬分尸”。擔任公職多年的父親見證情景，也得“大驚”，從此發現了張湯的天賦，讓他助理代案，專寫司法文書。（關于漢代訴訟審判制度，文獻記載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傳》及張湯審鼠這一段。）通過對上述事件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家庭環境的影響、張湯自身的興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對他的專業培訓，都使他非常適合擔任“刀筆吏”職務，從事司法工作，這與他后來能位列三公、成為御史大夫關系極大；其次，張湯小小年紀性格中殘忍冷血的一面已初顯端倪，具有強烈的暴力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但同時也為其一生最終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張父死后，張湯頂班當了多年長安吏。他的政治發跡，先是因為救助過周陽侯田勝，而被引見朝中貴族，在當時名酷吏寧成手下任職。接著攀交上田勝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薦給漢武帝，提升為御史。張湯仕途上的嶄露頭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陳皇后巫蠱案。皇后陳阿嬌（成語“金屋藏嬌”的女主角）為與美人衛子夫爭寵，召集巫婆于后宮施法念咒。武帝下令嚴查此事。張湯借機發揮酷吏本色，網羅無辜。“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余人，楚服梟首于市”，被牽連者達上千人。既而陳阿嬌被廢，衛子夫新立為后。因辦案有功，張湯升職為太中大夫，從此為武帝所賞識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張湯與私交甚好的酷吏趙禹（成語“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據武帝政治的現實需要，共同制訂修改各種國家律令。其主要作為有：恢復漢初廢除的連坐法、族誅法、妖言誹謗罪等嚴刑峻法；作見知故縱之法，即官吏獲知犯罪行為后必須舉告，對應判刑的罪犯必須嚴格執行，對當地動亂必須嚴厲鎮壓，否則以重罪論處；編《越宮律》二十七篇（今佚）。關于宮廷警衛制度，是漢律六十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點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即務必使法令嚴峻細密，對任職官吏尤為嚴格。這使得文景盛世以來寬厚立法的趨勢被逆轉，漢法的發展從此嚴酷苛密化。

此時，武帝為加強封建大一統，罷百家尊儒術，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張湯恰時投機，一邊上書請求選派儒家博士為廷尉史，輔助自己辦案，一邊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詢已還鄉退隱的董仲舒，以其意見為重要的審判依據。從此獄吏斷案，多應朝廷旨意，附會古人之義，言必六經“公羊”，史稱為“春秋決獄”，這既促進了法律儒家經典化的過程，也是兩漢經學化的開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劉安（古籍《淮南子》的編著者，成語“雞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劉賜謀反，事敗自剄。廷尉張湯主審這場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機鏟除宿怨，窮追狠治大顯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數萬人”。張湯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進爵，功成名就，開始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張湯的飛黃騰達，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謙卑待人、廣交朋友、編織關系網，打下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史記酷吏列傳》上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雖然有意見，但是表面還要做足功夫，營造氛圍，對富豪高官們仰慕推崇，畢恭畢敬，“與長安富賈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內行修也；送請諸公，不避寒暑”。于是“雖用法深意不專平，然得此聲譽”，盡管問題不小，卻被權貴褒獎，獲得良好名聲。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張湯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張湯的一言一行從武帝角度看去，無不是唯皇命是從，絕對效忠，絕無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認為他是個難得的人才，于是理所當然的重用他，賦于他大權。而事實上卻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也就是說，張湯斷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討厭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罰；遇上武帝喜歡的，就尋找借口法外開恩；遇上武帝不關心而與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審到底，以排擠仇家為政績，在維護皇權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擴張己欲。“雖文致法，上財察，于是往往釋湯所言”，名義上萬事由皇帝一人裁決，其實最終決策權卻完全被張湯個人意志所引導。值得注意的是，張湯的成功所依靠這兩個因素也正是他失敗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張湯自恃有皇帝寵信，多行分外之職，權勢遠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決之。他在朝堂上高談闊論國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廢食遲不退朝，眾臣皆不得歸；因病不能上朝時，武帝竟御駕專程前往張府看望，隆貴到如此地步。漢匈間長年間大規模的戰爭導致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為解決財政危機，武帝令張湯主管經濟改革，策劃國家與百姓爭利，負責制造白金貨幣和五銖錢，實施鹽鐵用品專賣法案，到處張貼緝拿令，嚴刑打擊豪強富賈，酷法壓迫平民弱勢，全國被搞的通貨膨脹，騷動不堪。

而就在這個時候，經武帝默許，張湯又親手制造了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為嚴重的冤獄之一——腹誹案。以廉直聞名，任九卿之一的大農令顏異因對張湯以一張白鹿皮置換四十萬錢的經濟法案持有異議，得罪了漢武帝。主持變革大計、善察政治風向的張湯與顏異有舊怨，便借口顏異曾在下屬批評朝政時“不應，微反唇”（無語，只動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沒說話但在心里誹謗，應該處以死刑）。武帝批準，顏異即被處死。腹誹案可以說是千古奇冤，竟純以猜度主觀判定政治犯，這個惡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飛“莫許有”、明于謙“意欲罪”在時間上還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皇權專制勢力滔天，官民人人處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諂良取容矣”，腹誹被公然地搞成了能類推的罪名，眾臣也得諂顏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計，為政時不聽眾議不思后果，打擊傷害面太廣，必然造成對社會的嚴重損害。“自造白金、五銖錢后，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犯者眾，吏不能盡誅”，以致民怨沸騰，怨聲載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到了這個萬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經濟危機已被人為惡化成了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如同不義的輝煌總逃不過慘淡的收場，張湯的飛黃騰達也快到盡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