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前后有兩位“遼東經略”，雄才大略，卻均死于“奸珰”之朝政。一個是袁崇煥，《萬人盡啖袁崇煥》已有論及。另一位，叫熊廷弼，也是大名鼎鼎，其下場，亦是可悲可痛。《明史》《熊廷弼傳》有一句話：“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據說，其被處死之后，尸體棄之荒野，其血淋淋的首級則被朝廷傳至各處邊關示眾，以達到“警示教育”的目的。

史家觀點，明朝末期，經守遼東疆土者，有“三杰”之說，依次為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然而，這三人，均受到排擠打壓，甚至死于非命。若“三杰”之中任何一人受到信任并重用之，滿清何以坐大并輕松入關？中國歷史或許就此會改寫了。“遼東三杰”，以熊廷弼最早，且正處在后金崛起之初，其經守遼東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評價。但是，如此忠誠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場呢？

《明史》《熊廷弼傳》記載：“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熊廷弼生卒年為1569至1625年，著名軍事將領，字飛百，亦作非白，號芝岡，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漢)人。史書說熊廷弼有膽略，知兵事，且善射。其少時家境貧寒，放牛讀書，卻刻苦強記，奮發圖強。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舉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萬歷三十六年擢御史巡按遼東，他針對遼東地廣人稀、邊防多事之現實，主張實行軍屯，繕垣建堡，按劾將吏，軍紀大振。但是，他的“修邊筑堡、以守為戰”的存遼大計，與時任遼東經略的楊鎬之議不和，后被排擠，轉崗督學南直隸。萬歷四十七年，著名的薩爾滸之戰發生，遼東經略楊鎬指揮的四十七萬大軍慘敗。朝廷經廷議，逐擢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取代楊鎬為遼東經略，從而使大明王朝遼東戰局大為一振，“由是人心復固”。

熊廷弼鎮守遼東，居功至偉。其終被問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來，概括起來大致是三個原因：一是天子更替;二是黨爭之害;三是為官之性格。

先說天子更替。老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中國歷朝歷代的特色之一。明朝也不例外。熊廷弼是在萬歷朝被重用的。萬歷皇帝，雖說長年罷朝，但是對熊廷弼仍相當信任。萬歷的用人原則，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毫無疑問，在萬歷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針政策均得到萬歷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有人甚至認為，萬歷皇帝與熊廷弼是“軍事戰略上的知己之交”。正因為如此，萬歷皇帝特賜熊廷弼尚方寶劍，“重其事權”。其實，在萬歷年間，熊廷弼被言官謗議攻擊的事情，從未間斷，特別是在鎮守遼東的不長時間內，各種彈劾之奏疏，不絕于耳。但是，萬歷皇帝從來不聽，他對熊廷弼的建議和主張，統統予以支持。這一點，僅從《明史》《熊廷弼傳》即可看出，凡是熊廷弼向萬歷皇帝的上疏，記載皆為“疏入，悉報允”、“疏入，帝從之。”

史料記載，萬歷皇帝曾針對言官的彈劾，對熊廷弼批復過一段相當有意思的話，他說：“遼事敗壞，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復封疆，朕深切依賴。今夷情甚急，豈經略釋肩之時，自棄前功！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為人言所阻”。這段話，可以看出，萬歷皇帝對熊廷弼的“深切依賴”，以及對一個重要臣僚的“語重心長”。特別是一句“毋為人言所阻”，更是推心置腹、堅定決心。照現在的話語解釋，意思就是你放心，讓別人說去吧，一切無妨，照你的思路干去下吧，“朕支持你”哦。據說，萬歷臨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對熊廷弼分外關注，別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獨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還要一一批答。這些內容，均可見《明神宗實錄》。

只可惜，萬歷皇帝的庇護很快結束了。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卒，明光宗繼位，不到一個月，又死了。于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統。明史說：“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擊熊廷弼。泰昌元年，攻擊熊廷弼的言論就如雨后春筍，蜂擁而出，“詆廷弼廢群策而雄獨智”。可以說，有些內容，是老調重彈，但問題是皇帝換了。明熹宗畢竟不是熊廷弼的知己，他派了一個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調查，這個人，還算公允，承認了熊廷弼經略遼東的成績，但是因為熊廷弼曾為彈劾之事“摜紗帽”，他的結論有一句話“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功勞是有的，但是摜紗帽則有負皇恩。一個“罪浮于功”，熹宗皇帝便將其打發回家了，“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結果，一個不懂軍事的文官袁應泰成了遼東經略，直接導致了沈陽陷落，其本人也戰敗身死了。倘若萬歷皇帝尚健在，事情是斷然不至于如此的。

第二個原因，熊廷弼不慎卷入黨爭。明末朝政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顧憲成為首，一批下野官吏聚集無錫東林書院，諷議朝政，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因此得名。與此同時，另有一批官吏士紳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為利用。其中，以東林黨人勢力最為強大。起初，乃是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之爭，后來則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到明熹宗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得勢，浙昆宣各黨派受排斥，于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便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異軍突起，形成了直接對抗。照理說，熊廷弼原為楚黨，與東林黨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當時的東林黨代表人物楊漣等人，突破門戶之見，曾在遼東軍事等問題上為熊廷弼說過好話，熊廷弼同后來的所謂“東林黨六君子”，也有不錯的個人關系。這一切，為其最終的殺身之罪理下禍根。或許，人稱“九千歲”的宦官魏忠賢的思路也是簡單的，凡是敵人擁護的，咱就要堅決反對哦！

明史說：“天啟元年，沈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也就是說，袁應泰一死，遼東戰局告急，“煙火斷絕，京師大震”，滿朝上下，這才想起熊廷弼來，甚至有人感嘆：“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遼東經略。然而，閹黨們不放心，“搭班子”的時候，生生替他配了一個叫王化貞的巡撫。這個人，明史有評價：“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熊廷弼雖為遼東經略，卻無實質的兵權，據說他可以調動的人馬，僅有離京時帶的京營五千人。而王化貞則握有實權，其好大喜功，盲目冒進，與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徑庭。明史說：“廷弼主守，謂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畢竟，今日之遼東，早已不是十年前的遼東了。應該說，熊廷的策略是正確的。然而，熊廷弼與王化貞之間，雖說是上下級關系，可是王化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這一切，直接造成了廣寧兵敗，致使遼東盡失。

兵敗問罪，朝廷震怒。自然要下令處置敗軍之將。王化貞的責任是主要的。明史記載：“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一個是逮，一個是勘，顯然，朝廷對兩人的定罪是有差別的，然而，最后的議決卻是“廷弼、化貞并論死”。這時候，出了一件事情，熊廷弼為保命，曾托一個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賢行賄，數目不小，四萬兩，然而，熊廷熊并不是一個貪官，他根本拿不出這筆錢，“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賢大恨，誓速斬廷弼”。此時，正值“東林六君子”案發，楊漣等人被下獄，魏忠賢覺得機會來了，便指使人誣熊廷弼也曾向楊漣行過賄，將熊廷弼行賄之事，與“東林黨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黨同伐異，招權納賄”，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賢的黨徒馮銓，還趁著陪皇帝吃飯的時候，拿出一本民間流傳的《遼東傳》，上面有記載熊廷弼英武善謀的言辭，這個馮銓挑撥說，“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第三個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說：“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御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此評價，甚為形象。也就是說，熊廷弼的脾氣是不太好的(有才之人大抵如此)，遇事特別容易激動，也因此得罪不少人。當然，有些人是無意中得罪的，比如那個給事中姚宗文，僅僅是熊廷弼沒有替他在補缺的時候求情，而結下了梁子。

熹宗初立之時，有人“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說他經略遼東失職，熊廷弼的反應是什么呢？《熊廷弼傳》說“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廷弼益憤，再疏自明”，甚至公開“慣紗帽”，說到激動的時候，“抗疏辨，語頗憤激”，即使皇帝在場，他也從不忌諱。但凡有人彈劾，熊廷弼總是要抗辯上疏一番的。任何批評，他都不能坦然地存在肚子里。因此，給滿朝大臣留下他根本聽不進任何意見的深刻印象。熊廷弼“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萬歷皇帝在，可以包容，熹宗皇帝，自然就會看著極其不爽了。

熊廷弼同王化貞的矛盾，雖說是責任在王化貞。但熊廷弼也有責任。他似乎根本看不起這個人，同下屬說話，有時候也不注意分寸。他反對王化貞的軍事策略，又無法阻止，便上疏告狀，話也是說得很難聽的，且不留余地，王化貞自然心存不滿，如“化貞見疏不悅”等等。待到王化貞兵敗之時，兩人相見，“化貞哭”，看出來，他是有悔意的，這個熊廷弼卻“微笑曰：六萬眾一舉蕩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貞無地自容，“化貞慚”，一點不留面子。他們倆人同被朝廷究責之時，熊廷弼依然故我，態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貞伏罪，倒是態度端正，痛哭流涕。

凡此種種，都說明，熊廷弼是不諳為官之道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恃才自傲，這在任何時候的官場都是危險的。畢竟，不是每一個領導者都是有胸襟的。

明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有“蓋世之材”的熊廷弼被處死。據說，熊廷弼臨刑之際，胸前仍掛著一個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辨冤疏”也。熊廷弼辯疏了一輩子，或許他至死也不明白，官場的許多是非是辯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異處之后，對其家人的迫害并沒有停止，因為朝廷追贓，其長子熊兆珪自殺，其老家江夏的一個小小知縣，都要來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將熊家兩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直到崇禎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傳首九邊”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歸葬。其墓在今武漢青龍山國家森林公園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那個王化貞，卻苛活到崇禎五年(1632年)，才被伏法處死。

后人感嘆熊廷弼案，稱“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時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讀之思之甚痛。后來與熊廷弼同樣下場的袁崇煥曾有《哭熊經略》詩流傳于世，吟詠之則淚落之。

記得相逢一笑迎，親承指授夜談兵。

才兼文武無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眥須欲動，模糊熱血面如生。

背人痛極為私祭，灑淚深宵哭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