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歷史，必以《史記》為宗。倒不是說《史記》里的所有記載都準確可信，這是任何史書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為《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后來的史書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為他是最后一個真正的太史令。

太史令也稱太史，官職名，相傳夏代末已有此職。中國上古時期的太史令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這個官職具有與有神論民族的祭司相仿的特權——溝通天意，掌握神權。他依照其他人幾乎無法掌握的復雜而獨特的天文歷法知識，通過觀星、占卜、祭祀等手段，為政權的運用提供神權依據(jù);另一方面，太史令也是國家的重要執(zhí)政官之一，他常常會負責起草君主的重要文書、管理國家典籍。

但于現(xiàn)實政權以及中國文明傳承最重要的是，太史令還全權負責如實記載史事、編寫史書——上古的中國人就認為，實事求是，而不阿附于任何人的見解或意旨，是神授于太史令的權力、天職、最高法則。

所以，太史令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對節(jié)操要求也很高的工種，在文字、教育不發(fā)達的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這一職位的傳承同很多貴族職位一樣，通常是家族內薪火相傳。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正是誕生于太史家族，他的祖先就曾長時間是周朝的太史。他的父親司馬談，也是一個有抱負的太史令，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實是父子共同的理想。

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的《史記》非常精煉。但在《史記》里，司馬遷運用了大量筆墨描寫和塑造了一大批他的模范前輩太史們的故事。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于太史(令)一職，是具有非常強的職業(yè)自豪感的。他講述的種種太史的故事，其間蘊含的深情與用意，頗可玩味。

在《左傳》、《戰(zhàn)國策》、《呂氏春秋》等先秦書籍中，也有大量關于太史令的故事記載。與《史記》中太史令們不同，《戰(zhàn)國策》等書中的太史令們不乏昏庸之輩、不乏無益之諫，比司馬遷筆下的太史令個個是人中之杰，感覺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我以為研讀歷史，既不可盲目崇拜拔高古人的“高大”，也不可生忽視小覷前賢之心——首要的宗旨，是要把古人也當人看，他們跟我們是一樣的有七情六欲，一樣的有瞻前顧后的利益糾葛。明白這一點，對于我們理解司馬遷、理解《史記》、理解《史記》背后的故事，都是必須的！

所以，我們要探究中國歷史的真實過往，要真正了解司馬遷寫《史記》的立場與用心，必須先了解他筆下《史記》里的太史們。因為，這些太史們所代表的，其實就是司馬遷本人的理想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