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3月6日清晨，香港維多利亞灣發生了一起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洋員瑯威理的爭執，史稱“撤旗事件”。

當日，援例赴南洋過冬的北洋海軍在香港避凍檢修。提督丁汝昌率“鎮遠”等4艘兵艦離開香港，前往海南島巡邏。旗艦“定遠”忽然降下五色提督旗，升起三色總兵旗。按《北洋海軍章程》規定，艦隊只設提督一名、總兵兩名。提督之下，總兵官銜最高。因此，右翼總兵、“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以此舉宣示代行指揮艦隊，本無疑義。“丁提督開職，我仍在艦隊，為什么升起總兵旗？”一個洋人厲聲責問劉步蟾。“按海軍慣例理當如此！”劉步蟾針鋒相對。洋人拂袖而去，隨即致電李鴻章，對自己的地位提出質疑。此人便是北洋海軍的高級顧問、英國人瑯威理。

洋“副提督”的來歷

1879年，李鴻章委托駐英公使曾紀澤為北洋艦隊尋覓合適的外籍顧問，曾紀澤推薦了瑯威理。瑯威理畢業于英國皇家海軍學校，又在英國海軍服役多年，經驗豐富。他曾護送清政府訂購的艦艇來華，深得洋務派官員郭嵩燾、丁日昌等人青睞;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其親信金登干都認為他“誠實和平，堪以留用”。當年11月，李鴻章決定聘請這位英國海軍上校為水師提督丁汝昌的高級助手。1882年及1886年，瑯威理兩度受聘為北洋海軍總查，賞提督銜，職責是管理北洋海軍的組織、操練、演習和教育，但提督銜只是榮譽稱號，并非實職，而瑯威理索要的則是海軍的最高職銜。

瑯威理來華后，治軍嚴明，辦事勤勉。官兵們忌憚他的嚴厲，艦隊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瑯軍門”的說法。一次深夜，他突然鳴警演習，各艦管帶無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職，從容不迫。幾年下來，按照英國海軍條令操練的北洋艦隊，陣容嚴整，令行禁止。1886年5月，醇親王奕譞巡閱北洋，對瑯威理治軍頗為滿意，特授其二等第三寶星，并賞給提督銜。此后，李鴻章在電文中常用“提督銜瑯威理”或“丁瑯兩提督”的稱呼。歐美各國外交官卻據此認為，北洋艦隊有中英兩個提督。瑯威理更是深信不疑。1887年，瑯威理率隊前往英德兩國接收新購戰艦，就升提督旗指揮，直至抵達廈門與丁汝昌會合。因此，這次劉步蟾的撤旗之舉便引發其憤怒。

然而，撤旗事件絕不僅僅是由于瑯威理沒搞懂“提督銜”與“提督”的本質差別，海軍指揮權之爭，才是更深層的原因。

瑯威理去留背后的指揮權之爭

在華工作多年的英國外交官，都深知北洋艦隊總查一職對于控制中國海軍指揮權，并借以維護英國在華利益，遏制別國在華擴張的特殊意義。1880年，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強調，改組中國軍隊的大權必須只掌握在某個國家手里，倘若這個國家不是英國，那么就將“極其有損于我們的利益”。中法戰爭后，清政府加快水師建設，英國政府也意識到將瑯威理作為棋子，有利于對中國海軍甚至中國政府施加更大影響。而當時的中國官員們則無法適應曾經是天朝上國，如今“師夷長技”的反差。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清廷在發揮外籍雇員長處與避免國家主權喪失之間極力尋求平衡，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一直未曾停息。

撤旗事件的次日，李鴻章立即電告“鎮遠”管帶林泰曾：“瑯威理昨電請示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盡管李鴻章希望息事寧人，但他明確堅持一個原則：丁汝昌是北洋艦隊的唯一提督。6月25日，李鴻章會晤瑯威理，明確肯定劉步蟾撤旗之舉。瑯威理憤慨之余，當場提出辭職。李鴻章隨即照準。

在8月20日的一次會談中，李鴻章明確指出“中國海軍稱瑯為提督，乃客氣用語”。兩天后，他電告駐英公使薛福成：“瑯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未允，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這是在涉及國家主權問題上，李鴻章罕有的一次強硬與斷然。同時也說明，以瑯威理為代表的外籍雇員，與清廷之間只有雇傭關系，并不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聘用外籍軍官，對于清廷是件難事，除了要克服來自官方的障礙，還要努力說服外籍軍官本人。李鴻章坦言，一些外籍軍官不愿應聘，其理由是“僅令教練而不假以節制擢陟(提拔)之權，弁兵必不聽令，斷難進益……兵官以下，毫不虛心求教”。瑯威理脾氣暴躁、態度傲慢、盛氣凌人，連赫德都覺得他“缺少一個組織者需要具備的寬宏大量”。這令許多中國軍官也心生厭煩。

瑯威理則認為，北洋艦隊中閩籍管帶眾多，以劉步蟾、林泰曾為代表，形成幫派，桀驁不馴。他曾上書李鴻章，提出“兵船管帶，不應專用閩人”。這一建議引起極大反應。劉步蟾、林泰曾等留學英國多年，深通外交規則，只把瑯威理當做客卿，并非上級領導，并不“買賬”。有人認為劉步蟾撤旗是故意示威，也非空穴來風。

瑯威理離去的影響

回到英國的瑯威理，四處宣揚其在華受辱的經歷，事態逐漸惡化。

1890年，《北華捷報》(上海出版的第一家外文報刊，創辦于1850年)在關于瑯威理辭職的3篇社論中稱，外國軍官除非不顧職責，愿同中國軍官同流合污，否則就會受到猜忌、陰謀與排擠，現在瑯威理已去，中國海軍“混亂的狂歡”即將開始。

赫德曾說：“瑯威理走后，中國人自己把海軍搞得一團糟。瑯威理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能好好利用他。”缺少了瑯威理的嚴厲督導，北洋艦隊的訓練日益松弛，軍紀每況愈下。演習流于形式，只打定靶，不打動靶;艦艇老舊，火炮落伍，機器生銹，無人問津;炮管滿是油污，甚至用來晾曬水兵的衣服。軍官們破壞禁令，偕眷上岸居住，夜宿艦上的不滿半數;丁汝昌帶頭違紀，在岸上建房出租，賺取租金，自蓄家伶，夜夜笙歌;軍艦被用來跑運輸，搞走私，日常維護經費也被克扣貪污;每當北洋封凍，艦隊例行南巡之際，上海、香港的賭場、妓院里，北洋官兵逍遙買醉的影子隨處可見。對此，李鴻章卻不以為意，覺得“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貪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全然忽視了官兵愛國信念和軍隊紀律的塑造。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后，日本海軍也聘請了不少英國人當顧問。其中，皇家海軍上校英格斯作用最為關鍵。日本政府封他為貴族，位高權重。到日本海軍日趨成熟之際，日本政府才請英國顧問體面地告退。英格斯的治軍方略得到全盤繼承，并日趨完善。這成為中日甲午海戰時，中日雙方軍事力量差距甚大的原因之一。

瑯威理辭職事件發生后，英國政府做出強烈反應：英外交部考慮撤回全部在華的英籍顧問。到1890年11月4日，英國政府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國人擔任海軍顧問的請求，并宣布不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