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如何統領國民黨內核心機構“侍從室”？如何應對西安事變、兩廣兵變、七七事變？近日，大批蔣介石寫給其親信、國民黨高級將領錢大鈞的手書在北京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蔣介石密令展”上曝光，揭開一段不為人知、紛繁蕪雜的抗戰史。

“女看林徽因，男看錢大鈞”

錢大鈞何許人？據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宇介紹，錢大鈞乃江蘇吳縣人，生于1986年6月26日，與毛澤東同歲。早年畢業于保定軍校，留日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后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軍校建立之初，蔣介石任校長，錢大鈞任政治教官。

“當時黃埔軍校的軍官是社會青年們追逐的對象。他們足蹬軍靴，身著戎裝，懷揣帶金鏈的懷表。黃埔軍校有三大美男子，第一是周恩來，第二是蔣介石，第三便是錢大鈞。”

由于錢大鈞文采很好，是有名的才子，民國時期還有“女看林徽因，男看錢大鈞”之說。

錢大鈞雖然官銜不高，與蔣介石關系卻甚為密切。此次展覽的兩冊104通蔣介石手令，當得益于其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擔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時期，以及1938年3月至1935年5月出任航空委員會主任時期。在此期間，錢大鈞經歷了重組侍從室、兩廣兵變、西安事變、七七事變、成立航空委員會等重大事件。

“錢大鈞此人善戰，精于謀略，很得蔣介石信任。1925年他因為廣東棉湖之戰一舉成名，被蔣介石納為幕僚。但他屢因貪污降級，后來在臺灣生活也十分清苦。保存蔣介石手令是違規之舉，可它們是難得的文獻材料，對歷史研究彌足珍貴。”陳宇說。

蔣介石事無巨細均親自過問

說是“密令”，其實就是蔣介石寫給侍從室主任錢大鈞的便條，指示他去處理某事，或者交待發出某份無線電文。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劉志青說：“這些密令反映出蔣介石與之打交道的是眾多的親信和嫡系，像何應欽、康澤，在這九年時間里，他極少和袁錫山、馮玉祥打交道。”

很大一部分手令是關于侍從室內部事務。蔣介石對侍從室要求極為嚴格。比如嚴禁腐敗，手令上寫：“凡侍從人員，非經中正許可，不得對外應酬宴會，特務員及侍從官等，如有嫖賭等不正行為，一經查明，概照軍法從事。”

另一封手令規定侍從室人員要每日學習，并定期考試：“侍從參副、秘書，皆須訂每日學習課目，英文與射擊二課為每人必修之科，并制定教員。無論到達何地，必須學習，每月考試，成績呈報一次。”

還有一封手令十分有趣，大概是蔣介石對錢大鈞的工作不滿，說他沒將收到的電文過濾批示就交給上封：“錢主任：以后來電，每電均須先簽擬意見，再呈。不得原電搪塞，叫我自擬辦法。”

“從手令可看出蔣介石這個人事無巨細，連某個營里有多少彈藥儲備，某個團換一個團長，他也要親自過問。現在流行說做一個安靜的美男子，蔣介石就是一個聒噪的美男子。”保利近現代書畫部業務經理章之昊說。

“在“廬山抗戰聲明”前就已決定抗戰”

“以前我們總罵蔣介石不抗日，可他為什么突然在1937年7月17日態度改變，發表“廬山抗戰聲明”？聲明里說，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劉志青認為，此次展出的一封手令，揭示出蔣介石并非在7月17日才思想轉變，而是在七七事變后不久便已做下抗日的決定。

那封手令是寫給第二十九軍總參議、北平市市長秦德純的電文。秦德純是著名的親日分子，1935年的一系列妥協事件，包括與日本人土肥原賢二簽訂的《秦土協定》都與他有關。

1937年7月12日，蔣介石致電秦德純，要求他一定做好戰斗準備，因為日軍已經到達天津和塘沽之間。“這說明，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在七七事變之后就已下了。”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批手令不僅填補了檔案的空白，還糾正了歷史研究的錯誤，使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也更為準確。”劉志青說。

“手令本身有文物價值”

除了文獻價值之外，劉志青認為，這兩冊手令本身也具有文物價值。一方面，蔣介石作為國民黨內最高領袖，其身份決定了書跡的價值所在。另外，這些字條上的文字漂亮、工整、灑脫隨意，本身也具備書法的美感。

“蔣介石本身寫字、作詩都是有功底的。即便是便條，也寫得錯落有致。用的墨很好，是研的墨，直到現在還墨色發亮。紙張差了一點，有些損壞，大約也是因為南方潮濕不宜保存。”劉志青說。

章之昊也表示，這些手令最初并不是作為藝術品來欣賞，而是作為實用件來傳遞和閱讀的。“蔣介石寫手令給錢大鈞，就像小玄子寫密詔給小桂子，他當然不會刻意用很好的紙。”手令雖非藝術品，但言之有物，字字涉密，值得研究與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