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哲學家托馬斯· 卡萊爾(Thomas Carlyle)曾經說：“世界歷史只不過是偉人的傳記。” 盡管這種說法對普羅大眾有失公允，但它無疑指出了英雄式偉人在一些重要歷史進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事實。李光耀，在新加坡歷史上便是這樣一種決定性的存在。

新加坡的“發家史”與李光耀的“個人史”密不可分。在執政新加坡的 31 年(1959-1990)，李光耀把新加坡這個缺乏資源稟賦的彈丸之地，送入發達國家之列，創造了亞洲的經濟奇跡。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60 年，新加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變價)只有 2530 美元，這一數字在 1990 年李光耀辭任總理時已上升至 16554 美元;2013 年，更是上漲至 36898 美元，接近1960 年的15 倍，位列全球第九位，超過了美國以及曾經作為其殖民者的英國。

這樣的高速發展是以李光耀的“柔性獨裁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為基礎的。盡管新加坡在形式上實行自由結社與代議制民主，但人民行動黨贏得了自 1959 年以來的每一次議會選舉，反對派遭到強力打壓。李光耀政府利用改變選舉規則來降低反對黨獲得投票的可能性，并用誹謗罪控告反對黨候選人。

另外，李光耀的裙帶政治也廣受詬病，與李光耀相關的少數人占有著新加坡的大多數權力，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為李光耀的長子，而李光耀的二兒子及其妻子也在新加坡政府機構和國企中擔任要職。

在李光耀的柔性獨裁主義下，媒體受到嚴格管制，不敢隨意批評政府，外媒如果批評新加坡政府將面臨被驅逐的危險。而嚴刑峻法也幾乎涵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販毒可以被判處死刑，即便嚼口香糖也被判非法。

有人批評這樣的政治體制稱否定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但這種高效率、低成本的“專制”，正是李光耀的執政哲學。他并不相信民主以及平等，他崇尚精英社會，他創造的“新加坡模式”實際上促進了新加坡經濟的高速增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Kumar Sen) 1988 年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將這一現象總結為 “李光耀命題”，即自由和權利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發展。雖然新加坡的民主體制是否合理仍存爭議，但新加坡經濟上的成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李光耀命題”的正確。

民眾對于李光耀的支持表明，他在經濟上給予國民的滿足暫緩了人們對民主的需求。對于“柔性獨裁主義”的說法，李光耀曾這樣回應： “獨裁意味著你的政策沒能獲得人們的贊許。而我的政策每四到五年就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支持率從不低于 60%，我不認為我是任何意義上的獨裁。”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薩菲爾曾評論到，李光耀是“世界上最聰明，同時也是最得人心的專制者”。因為他英明而正確的“專制”，為其大刀闊斧地實行經濟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礎。

在 1965 年新加坡宣布脫離馬來西亞成立新加坡共和國的時候，新加坡還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在建國初始，李光耀便意識到，對于缺乏資源稟賦的新加坡來說，必須通過對外開放、吸引來自美日等發達國家資本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他徹底拒絕了傳統經濟學家的“新殖民主義”理論，即認為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從發展中國家購買原料，又向發展中國家出售消費品是經濟侵略的看法。他說：“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并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隨著跨國公司的進駐，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

2015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中，新加坡名列全球第二。

李光耀還高瞻遠矚地將成為區域金融中心作為其發展目標，大力扶持金融市場。 新加坡建國后，政府通過提供稅收、管理上的種種優惠，鼓勵金融發展，并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吸引跨國金融機構。 新加坡早在 1968 年便建立了亞洲美元市場，開始走上金融國際化的道路。同時新加坡還借鑒外國經驗不斷改革和完善其金融制度。根據 2014 年 9 月頒布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新加坡如今已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僅次于紐約、倫敦和香港。

在李光耀金融改革的路上，謹慎與創新并行。在很長時間里，李光耀都堅持對金融行業采取了嚴格的條規和縝密的監管，以贏得國外銀行家對新加坡的信任，而非積極引進各種創新金融產品，以求激進的發展。李光耀說：“我相信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聲譽。”

當時新加坡設立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貨幣發行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分別執行金融監管、貨幣發行和管理外匯儲備的職能，三者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有效地促進了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但也有一些批評者曾這么寫道：“在香港，沒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沒有明文批準就不可以做。”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 90 年代，李光耀逐漸意識到新加坡金融市場相對于國際市場的落后，于是開始推動進一步的改革。1998 年，在李光耀的支持下，金融管理局進行了改組，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同時賦予了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權利，進一步開放國內銀行業，在一定程度上放寬監管以讓市場發揮更大的創意來推出新的金融產品。這些舉措進一步推動了新加坡的金融發展，使其適應了金融全球化的趨勢。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經濟騰飛路》“金融中心的故事”一章中總結道：“我們的金融中心發展史所寫下的是這樣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譽，如何把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官員，訓練他們具有監管銀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能力，以便把金融體制發生崩潰的風險，減至最低程度。”

事實上，在李光耀的帶領下所建立的強大金融體制的確經受住了 1987 年、1997 年甚至 2008 年金融風暴的沖擊。

被譽為國有資本運營典范的“淡馬錫模式”，也是李光耀的杰作之一。1974 年，新加坡政府決定建立淡馬錫公司，由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專門經營和管理原國家投入到各類政聯企業(與政府關聯的公司)資本的國家資產，以“通過有效的監督和商業性戰略投資來培育世界級公司。”

淡馬錫對于政聯企業的監管，不僅促進這些公司快速發展，獲得較高經濟效益，同時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顧清揚副教授還認為，國有資產增值后利潤的回報豐富了政府財政收入，解決了新加坡的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降低了企業稅率，為新加坡創造了一個親商的環境，從而吸引更多外資企業投資和促進本國企業擴大再生產，進入一個良性的可持續循環模式。

另外，中央公積金制度也是李光耀留下的寶貴遺產。該制度創建于殖民地時代的 1955 年，最初僅僅限于為雇員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保強制儲蓄計劃，后來由李光耀發揚光大，最終演變為包括養老、醫療與住房等在內的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計劃。

中央公積金制度是強制儲蓄與投資，賬戶上的錢是可以繼承的，因此該制度本質上是強制每個人為自己(及直系親屬)負責。同時，新加坡曾多次降低遺產稅，2008 年，新加坡更是取消了遺產稅。這樣的中央公積金以及遺產稅制度，使社會有了資本積累與社會存續的基本動力。

通過這些制度，政府試圖傳遞的信息是，要依賴自己和家庭的力量，而非政府。而如果你陷入貧窮，那是你自己的問題。李光耀是西方福利制度的反對者，在新加坡，福利并不是一個好詞。政府盡管也有一些針對有需要者的援助計劃，但這些計劃規模非常小并要求嚴格，比如被裁員工不會有救濟金，不過他們會被納入培訓計劃等。

李光耀其他的經濟政策還包括創建廉潔高效的政府、限制工會特權以及工人工資的上漲，以保證資本回報率，鼓勵企業發展等等。這些“精心算計”的舉措都是保證“李光耀命題”正確的前提條件。

關于這些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復制性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但對于新加坡來說，李光耀的積極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帶領新加坡人民走向現代化，同時也定義了新加坡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Nicholas Kristof 對其的評價：“其他領導人也重新塑造了他們的國家，比如土耳其的 Kemal Ataturk，俄羅斯的列寧，中國的鄧小平，但沒有一個人在其人民身上留下了比李光耀更深的足跡。”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沒有了個人英雄主義式的李光耀，新加坡的政治能否制度化;如果既失去了“英雄”的庇護，又沒有更普適的政治制度作為依托，新加坡經濟的未來會駛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