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宋國的國君宋襄公一向被視為蠢笨的象征。在歷史故事連環畫和央視1996版電視劇《東周列國》中，都將他塑造為一副肥胖、憨癡、迂腐可笑的形象，這大致能代表這位先秦封建軍事貴族在貴族時代之后的一般形象，正如堂吉訶德在早期近代西歐的喜劇色彩。

根據《左傳》記載，宋襄公的戰敗，是因為死守貴族騎士的傳統，不傷害負傷者，不抓獲老人與兒童，不在敵方未排好隊形時發動攻擊。他的這一軍事貴族風度，卻得到了儒書《公羊傳》的極大好評，所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將他的戰士德性與周文王相提并論，顯然是按照貴族精神的標準。呂思勉先生也高度評價了宋襄公遵守貴族戰斗禮儀的風度，認為“則春秋時猶有能行仁義者”。

《禮記·檀弓下》和《淮南子·汜論》記載，早期的封建貴族戰爭禮儀，包含了不攻擊敵方的祖廟、不傷害敵方病人、不擒獲敵方的老人和兒童。西周《禹鼎》中記載，周夷王專門強調戰爭中要“勿殄壽幼”，即不要傷害老人和兒童。《司馬法》也記載說戰爭中要“哀憐傷病”，這些都是周代封建軍事貴族最基本的戰爭修養要求。

但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宋荊戰泓水之上章》中記載，宋國的士匽就批評宋襄公堅守貴族軍事禮儀，而認為戰爭的意義在于：“伐，深入多殺者為上，所以除害也。”隨著封建軍事貴族文化的漸次崩壞，對戰爭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哀憐弱者和秉持戰士風度的文化逐漸受到批評，戰爭的意義變為“多殺”。

到戰國時代，華夏“最后的武士”幾近滅絕，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制國家動輒動員數十萬平民參與長達數年的巨型焦土戰，用顧炎武的話說，就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封建軍事貴族的戰爭禮儀，正是顧炎武所言春秋時代尚存“禮”與“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伴隨著禮樂的崩壞，騎士的戰斗風度最終被“多殺為上”所取代。

不同文化中的貴族軍事禮儀

在很多不同的古代文化中，都出現過類似中古歐洲騎士傳統那樣的軍事貴族禮儀。例如，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記載了雅利安軍事貴族的戰爭禮儀：“遵守傳統習慣，不會出現欺詐，即使戰斗結束，雙方都會滿意。如果用語言挑戰，就用語言應戰;退出戰斗行列的人，不應遭殺害。車兵對車兵作戰，象兵對象兵作戰，馬兵對馬兵作戰，步兵對步兵。按照勇氣、膽量和年齡，發出警告，不應殺害沒有防備或驚慌失措的人。不應殺害與別人作戰的人、瘋癲的人、轉過臉的人、兵器損壞或失去鎧甲的人。不應殺害那些鼓手和號手、車夫、牲口或運送兵器的人。”

吠陀時代的《摩奴法典》第七卷中也明文對剎帝利貴族武士的戰爭禮樂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戰士在戰斗中決不應該對敵使用奸詐兵器，如內藏尖錐的棍棒，或有鉤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標槍。自己乘車時，不要打擊徒步敵人，也不要打擊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饒，或頭發蒼蒼，或坐地，或說‘我是你的俘虜’的敵人。或在睡眠，或無甲胄，或裸體，或解除武裝，或旁觀而未參加戰斗，或與他人廝斗的人，或武器已壞，或苦于憂傷，或負重傷，或怯懦，或逃走的敵人。”

古代日耳曼軍事貴族也有戰爭的禮儀，克洛維時代的法蘭克人戰爭之前雙方要首先指定一片戰場，約定好再進行戰斗。在加洛林時代的基督教國家，戰爭根據《圣經》的精神確立秩序，包括愛你的敵人和不可使用劍，戰爭的展開必須符合基督教的正義。在戰爭中，軍事貴族必須遵守的原則是：不傷害俘虜、不攻擊沒有披掛整齊的騎士。有時還要遵守教會的“上帝和平”、“上帝休戰”一類的規定。此外，也不能攻擊非戰斗人員，如婦女、兒童、商人、農民、教士等。按照西歐中古封建軍事貴族的原則，他們有義務與破壞教堂、搶奪農民或窮人財產作為戰利品的人對抗。

在這種貴族戰爭的禮樂文化中，敵方首先被視為與己方分享了共同文化精神與榮譽感的貴族軍人。如1356年英法普瓦捷戰役后，英格蘭大獲全勝，俘虜了法王約翰(John of Clerment)。英軍首領黑太子就根據貴族騎士精神，設宴款待被俘的法王，謙卑地說自己不夠資格與如此偉大的領主同桌吃飯，因為他是戰場上最勇敢的騎士。最后，還贈與法王英格蘭人民的“獎金與花冠”。

根據美國學者杰弗里·帕克在《劍橋戰爭史》中的觀點，西方戰爭傳統中貴族精神和禮儀傳統的崩潰要遲至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再以后，西方貴族騎士的戰斗文化最終被全民動員的民族國家公民兵所取代，類似戰國“爭地之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恐怖焦土畫面，最終取代了騎士們的“獎金與花冠”。

華夏騎士傳統的消失

在維護貴族戰爭的榮譽、禮儀與設定規則底線等方面，華夏先秦的軍禮與古印度、中古日耳曼軍事貴族傳統極為相似。《司馬法·仁本》中記載周人封建貴族在戰爭之前，要由冢宰向軍隊發布訓令，內容包括：不破壞敵方的土木工程;不燒毀房屋;不砍伐林木;不搶奪牲畜、糧食與器物;不傷害老人、小孩;不抵抗的壯年人也不應被視為敵人;敵人如果受傷，則應得到治療并被放回。這些精神也正是宋襄公堅持的貴族戰爭原則。

包括雅利安印度、日耳曼封建軍事貴族、中古日本等社會都出現過悠久的貴族戰爭禮儀傳統，周代的華夏也孕育了雍容典雅的貴族騎士文化與彬彬有禮的戰斗禮儀。這套傳統中既有尚武精神，也有對弱者使用暴力的底線等一系列限制與規則。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中，便將先秦貴族君子稱為“騎士”，認為華夏與中古西歐一樣，存在著等級騎士風范，還有“車戰騎士封臣”，不鼓不成列的文化，便是華夏“車戰騎士”的禮儀。

正如孔子所說，“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記·檀弓下》)，周代華夏的貴族君子對于戰爭禮儀非常熟稔。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中談到：“周人當然也不能不依賴武力以鞏固其統治。但他們畢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養;在他們價值系統中，赤裸裸地‘以力服人’是最不足取的。因此雖屬征戰之事也必須‘文之以禮樂’。”

在貴族戰爭中，暴力的使用、攻擊的對象與殺傷人數均被限制在一個較小的范圍之內。例如，《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鄭國討伐宋國獲勝，活捉了宋國貴族華元與司寇樂呂，戰果為“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聝百人”，四百乘戰車以上的大戰，死者也不過上百人。《公羊傳·宣公十二年》，楚國攻打鄭國，圍攻了三個月零十七天，損失軍隊不過是“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扈養死者數百人”。

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的東周時代排葬坑，是一場戰爭之后收葬的死亡士兵墓地。東西共四排，南北共八排，每個排坑多為18具士兵遺骨。按照材料推知，這里埋葬的死亡士兵大約為216人，整理者認為這是春秋時期某戰役后一方死亡士兵的埋葬地。因此，這一戰役雙方死亡人數也不過是數百人，這與戰國時代那種動輒暴師數十萬的平民時代焦土戰之間具有天壤之別。

華夏軍事貴族的軍禮還包括了對敵方的敬意與風度，這是貴族君子高度重視的榮譽精神。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晉國和楚國在鄭國交戰，楚將伯樂在一次軍事行動中受到了晉國軍隊的追擊，在逃跑過程中，伯樂用最后一根箭射殺了一頭麋鹿，將之獻給晉將鮑癸。鮑癸認為“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因此停止了對楚將的追擊。而在另一次楚軍對晉將的追擊中，晉將也射死了一只麋鹿謹獻給追擊者，楚將也因此而停止了追擊。敵對雙方即使在追擊與戰斗中仍然保持著對敵方“君子”的尊重與敬意，這與西歐中古騎士互贈禮物，并邀請被俘虜的對手一起進餐或共度圣誕節是非常相似的。

《左傳·成公二年》則記載，晉國討伐齊國，雙方發生了鞌之戰。戰斗中齊國的國君拒絕射殺對方駕車的“君子”，認為這是“非禮也”。而當齊國君主被晉國的韓厥俘獲之后，這位晉國將領則向敵國君主恭敬地“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這種表現與英格蘭黑太子對待法王約翰如出一轍。

東西方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發育成熟的貴族騎士戰爭文化，將戰爭這一暴力活動限定在禮儀的范圍內，并與貴族榮譽、德性和風度緊密聯系在一起。這些時代的戰爭對社會并不具有根本的毀滅力，榮譽和禮儀性的交鋒將其限定在較小的范圍內。但隨著貴族社會的禮崩樂壞，代之而起的新型國家具備了超強度的資源動員力，能發起傳統貴族無法想象的超大規模戰爭，將所及之處都化為尸山血海和焦土瓦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