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2月17日，“金”作為國家之名(aisin gurun，金國)第二次從華夏的東北隅登上中國歷史的舞臺，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史稱“后金”。隨著天命王朝帷幕的開啟，歷史的車輪再次進入女真(滿洲)民族主宰中國命運的時代。

后金的開國皇帝努爾哈赤曾輕蔑地譏諷比自己實力更為強大的葉赫貝勒：“我的父親被明軍誤殺，大明朝廷不但將遺骨交還給我，還任命我為左衛都督、給我敕書30道、馬30匹。你的父親也被明軍殺害了，你替他收尸了么？”當我們談及明末女真部族間的爭端時總是繞不開一道小小的敕書，努爾哈赤崛起前的女真社會隱藏著怎樣的危機？敕書是什么？

俗話說“人憑文書官憑印”，敕書本是明朝政府為落實自己的羈縻政策而頒發給境外部族首領的“委任”文書。大約從明洪武十五年(1382)起，明朝政府開始著意招撫元代治下的女真部族，賜給酋長們一些沒有職權、不拿俸祿的虛銜，借此來維系上古賢君留下來的宗藩體制。在明朝的積極經營下，明朝中前期女真人的朝貢貿易進入快速發展期，女真衛所的朝貢使節絡繹不絕，而朝廷對于遠道而來的使者們也是“悉聽來朝”，不加拒絕。

但龐大的朝貢隊伍與截然不同的風俗習慣時常會引發一些麻煩，何況每次使節入貢，朝廷都不得不拿出遠遠高出物產本身價值的賞賜作為回饋。于是，以厲行節儉、安軍養民為方針的明英宗最終決定對這種規模越來越大、間隔時間越來越短的非市場化交易行為進行干預，他要求邊關守將對參與朝貢貿易的女真人進行勘驗，無“印信公文”者不得入境，并且每份文書一次只允許一人一馬由指定的“貢道”入關。據《明實錄》記載，在此令實施前的正統元年(1436)和正統二年，女真的入貢次數分別為24次、23次，而正統三年便銳減到5次，敕書作為“印信公文”的行政作用自此才得到強化。

此后，女真人為了獲得更多的敕書和入境機會可謂費盡心機。他們屢次向明政府提出分置更多的衛所、增加每次隨貢入京的人數、提高授予虛銜品級等要求，但都沒有得到后者的準許。既然通過正途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女真部族首領們便開始尋求非正當的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比如涂改、偽造已廢棄敕書以圖蒙混過關;以武力掠邊，搶奪遼東漢民人口、財物來宣泄對明朝的不滿;依憑武力和地理優勢，由控制“貢道”發展到劫奪其他部族敕書等等。

由此可見，女真部族的生存競爭圍繞著敕書日益膠著起來。可是敕書作為一道入境的手續，為什么能夠引發這么多連鎖反應呢？朝貢對女真人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明朝在建立伊始沿襲了元代對東北的部分管轄，在女真地區廣設衛所、頒與敕書，以“來朝及互市”的形式與女真人進行貿易。所謂“來朝”即是朝貢，指邊境內外的部族首領攜帶本地區的特產進京，與明朝政府進行物質交換的行為。這種行為在中原王朝歷史上向來被視為是域外民族對政權合法性的一種肯定，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完整的宗藩思想和體系，因此明朝政府是樂于花重金來維系這種“萬國來朝”的盛世局面的。

根據朝貢制度的相關要求，女真部族要按時、按量經由指定的路線將地方特產送入京師，明朝政府則派專人依據敕書上的品級對朝貢人員進行接待，雖然對進貢來的方物并不照價付錢，但“賞賜”和車馬勞頓所需的交通補助費往往遠超出貨物價值本身，并且每名朝貢者還可以依例得到20兩左右的“回賜”賞銀。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朝政府應女真人的要求將各種賞賜全部折為銀錢后，每年因朝貢而流入女真地區的白銀都在15000兩以上。

此外，女真人樂于入京的原因還在于無論是在京停留期間(一般為五日)還是往來京師的途中，均可與地方進行各種合法的貿易活動，因此他們在“貢品”外往往還要夾帶許多貨物，以賺取更多的利潤。面對這樣一本萬利的買賣，何樂而不為呢？與朝貢的濃郁政治色彩不同，馬市更像是一個平民化的交易場所。它最早因專門從事馬匹買賣而得名，由官方規定馬匹折算布匹等物的價格，隨著市場擴大和雙邊社會需求的增加，貿易對象不再受到約束，馬市的官方色彩也逐漸淡去，但入境仍然需要持有敕書。

因此以采集、漁獵經濟為主的女真人便將毛皮、珍珠、蘑菇、松子、蜂蜜、人參等價值較高的天然產品拿到馬市上售賣，同時換取耕牛、鹽、鐵具、絹布、紙張等日常所需的農業工具和手工業制品。中原漢人和朝鮮人對女真特產的人參、貂皮、珍珠等需求甚巨，明人劉若愚在其《酌中志》中記載稱，當時僅明朝宮廷每年就需要貂皮10000張、狐皮60000張。而出于定居生活的需要，女真社會對農業所需的耕牛和鐵質農具等物品的需求也與日俱增。

為適應日益繁榮的市場貿易，馬市由最初的開原一處增加到五處，貿易的頻次也由一月一次改為一日一次，女真社會內部甚至形成了一批職業或半職業的輾轉貿易商人。圍繞著開原、撫順、寬奠這條明代邊境線，由女真人、漢人、朝鮮人和蒙古人共同參與的初級市場日漸形成。朝貢與互市帶來的豐厚利潤是女真人積極參與貿易交往活動的根本原因，而敕書作為參與貿易時的準入資格證明，決定著貿易規模和獲利多寡，也因此成為女真人趨之若鶩的對象。

明末女真部族的利益爭奪

由于敕書具有的這種功能，所以明朝政府就借助它來實現自己分化瓦解女真部族、安定東北邊防境況的目的。女真各部族的酋長們為控制貿易權、積累財富，不惜頻繁發動爭奪敕書的戰爭。前努爾哈赤時代女真部族中曾經的領軍人物如王臺、王杲、王兀堂、清加努、楊吉努等，在他們稱雄女真或兵敗被殺的過程中，都可以見到敕書的影子。

明朝政府一直有意扶持海西女真，借以防范西部的兀良哈和南部的建州女真，明朝初年就曾頒給海西女真敕書999道，其中居開原南關的哈達部699道、居北關的葉赫部300道。正德年間(1506-1521)，哈達部都督王忠以“阻朝貢”為名殺害了葉赫部首領諸孔革，并奪取了屬于葉赫的敕書。王忠的繼任者王臺以此為依憑，長期保持著哈達部在女真社會中的領袖地位。但他晚年內政分崩離析，諸孔革的后人清加努、楊吉努兄弟乘機奪回了屬于自己的敕書。但在利益的驅使下，他們又聯合蒙古襲擊駐守開原的明軍，意在吞并哈達。

明政府在幾次警告未果的情況下，于萬歷十一年(1583)十二月以領取敕書為名，設計殺害了稱雄海西的兄弟二人。為了平復開原南北關的舊有勢力格局，明政府不得不出面重新分配敕書，將其中的500道分配給哈達部，499道分配給葉赫部。而楊吉努的兒子，正是開篇時那個被努爾哈赤羞辱的葉赫貝勒納林布祿。

而與素來忠順有嘉的海西女真相比，建州女真更像一匹野性難馴的烈馬，叛附不定，因此得到的敕書數量也較海西女真少了很多，總計500道敕書由勒勒把督、王杲、王兀堂等部族“豪酋”分領。稱雄一時的都督王杲雖然曾經擁有30道敕書，但其中只有18道是屬于自己的，余下的均是通過武力從他部搶掠而來，算不得光明正大。據信引發他最終與明朝決裂的原因之一，便是時任遼東御史的張學顏提出要查驗王杲敕書。而王杲的曾外孫(一說外孫)努爾哈赤，在萬歷十一年(1583)起兵之初只有明朝頒給的30道敕書，隨著統一戰爭的持續，五年后他遣人入貢時已經擁有敕書500余道，連明代邊將熊廷弼都不得不承認“自五百道之貢賞入，而奴酋始富”。

敕書和它背后隱含的經濟利益引發了女真社會的內部矛盾，并導致長期的動蕩不安。與此同時，作為朝貢貿易的一部分，它又為女真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敕書的集中標志著權力和財富的集中，敕書的分散又必然引起實力的分散。當海西女真中最強大的葉赫部滅亡后，努爾哈赤擁有了明朝政府頒發給女真的全部1499道敕書，這不僅僅意味著他成為女真部族中最強大的勢力，更意味著他已經打破了明朝在女真社會內部精心構筑并努力維系的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