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發生的甲午戰爭，對中華民族絕對是深創巨痛。戰爭本來是日本人發動的，應該付出慘重代價的是日本，結果由于清國戰敗，清政府被迫賠償日本兩億兩白銀的所謂“軍費”，此外還要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后來因為日本強占遼東半島影響了俄國的殖民利益，在俄德法等國干涉下，日本被迫退還遼東半島，卻以“贖遼費”的名義，額外勒索了三千萬兩白銀。

其實，甲午戰爭時清國的參戰兵力達到了63萬人，比日本的24萬人多出一倍半還不止。之所以輸掉這場戰爭，原因很多，內在的因素只有一個：大清內部已高度糜爛。

我們不妨從幾個歷史細節觀察一下清國甲午海戰戰前和戰后的社會狀貌。

戰爭爆發后，清政府調軍隊赴山海關前線，有一位家居北京的目擊者說：“調綠營兵日，余見其人黛黑而瘠，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馬之汗如雨。有囊洋藥具(指鴉片煙槍)于鞍，累累然;有執鳥籠于手，嚼粒而飼，怡怡然;有如饑蹙額，戚戚然”。老百姓也很不看好這場戰爭，“有‘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云霄’之慘”。

軍隊本來是一個社會紀律最嚴明、最有英雄豪氣的地方，可現在這些綠營士兵有的吸鴉片，有的養鳥，有的無精打采，沒有一點軍隊的樣子。他們的家人只關心親人是否順利歸來，不在乎國家能否將這場戰爭打贏。

一般士兵與普通老百姓是這個樣子，官員的表現更令人失望。北洋海軍建立不久，李鴻章奏請在膠州(今青島)添筑炮臺，獲得了皇帝批準。這本來應該算是做了件明白事，沒想到一貫與李鴻章有隙的翁同龢，卻以戶部的名義奏準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只、機器兩年，讓李鴻章的計劃徹底落空。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師，手眼通天，說話管用，當時權勢赫赫的李鴻章也無可奈何，他在寫給云貴總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說：“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云節餉，軍國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臺灣巡撫劉銘傳也長嘆一聲說：“人方惎我，我乃自決其藩，亡無日矣！”

一些官員在甲午戰爭發生前勾心斗角，坐視國家危機發生，戰后卻做縮頭烏龜，生怕自己惹上一點麻煩，只希望讓李鴻章一人背黑鍋。還在李鴻章赴馬關議和期間，英國公使歐格納就指出：北京的“大臣們不準備承擔給李鴻章指示的責任，而是堅持必須讓李鴻章特使采取主動，而大臣們將批準他所作出的任何決定。”到了向日本割讓臺灣時，大臣們紛紛躲著不去，朝廷只好命令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前去辦理。李鴻章“對此非常生氣和吃驚，這表明北京感興趣的是把人們對條約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親屬身上”(曾任美國國務卿的科士達語)。李鴻章對兒子說：“我父子獨為其難，無可推諉，汝宜妥籌辦法”。接著，李鴻章又給總理衙門去電，稱經方憂勞成病，牽發舊疾，癥忡日劇，神志不清，斷難勝此重任。然而，朝廷沒有同意，詔命“李經方迅速前往，毋許畏難辭避。倘因遲延貽誤，惟李經方是問，李鴻章也不能辭其咎”。

官、民心中無國，清國的命運自然可想而知。回顧1840年以后的各種對外戰爭，除了左宗棠收復新疆算是贏了一場之外，清軍基本每戰輒北。鴉片戰爭輸給英國，甲午戰爭輸給日本，庚子事變輸給八國聯軍。到后來，連國內的老百姓也不聽政府使喚了，在辛亥革命中，清政權徹底輸給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

糜爛亡國，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一個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