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建黨偉業》中，曾提及馮國璋與袁世凱圍繞后者是否意欲復辟帝制問題的一段對話(有意思的是，該片馮國璋的飾演者正是其曾孫馮鞏)。檢索史籍當可發現：此事發生在民國四年(1915年)6月22日，馮到北京謁見袁氏，欲了解內幕;但袁氏矢口否認。馮將談話內容轉告給梁啟超，后刊于《亞細亞報》。次日總統府亦有同樣文字發表，內容如下：

馮言：“帝制運動，南方謠言頗盛。”袁言：“華甫(馮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難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之來，不外兩種原因：第一，許多人都說我國驟行共和，國人程度不夠，要我多負點責任。第二，新約法規定大總統有頒賞爵位之權，遂有人認為改革國體之先聲，但滿、蒙、回族都可受爵，漢人中有功民國者豈可喪失此種權利？這些都是無風生浪的議論。”稍停，袁又言：“華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說：我現有地位與皇帝有何分別，所貴乎為皇帝者，無非為子孫計耳。我的大兒身有殘疾，二兒想做名士，三兒不達時務，其余則都年幼，豈能付以天下之重？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為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言：“是啊，南方人言嘖嘖，都是不明了總統的心跡，不過中國將來轉弱為強，則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為懷，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變色言：“什么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叫他在那里購置薄產，倘有人再以此事逼我，我只有徑赴外邦，營菟裘以終老，從此不問國事。”(張國淦：《洪憲遺聞》，《文史資料精選》第三冊，中國文史出版社，第85—86頁)

袁氏這番剖白心跡入情入理，使馮確信復辟不會發生，放心回南京去也。但據袁氏之女回憶，與馮談話后，袁氏當晚連說：“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袁靜雪：《八十三天皇帝夢》，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頁)說明馮意在試探，而袁氏不意心腹大將亦不支持帝制，只得虛與委蛇(在此亦須說明：馮日后成為“北洋派中反對洪憲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在反袁過程中客觀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時人眼中，上面袁世凱的自我表白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須知，袁在1914年設法頒布《民國約法》和《總統選舉法》，已將其權力提高到帝王程度。此時的民國雖還有共和制度外殼，但袁已成為一位“皇權總統”(imperialpresident)。僅為虛名而鬧復辟，可謂極其不智，以袁氏一生豐富的政治經驗，斷不至出此下策。這就是馮國璋為何相信袁世凱剖白心跡的原因，也是當時輿論頗為普遍的觀點。但隨后的歷史發展恰恰嘲弄了人們的理智。1915年起，主張復辟帝制的宣傳在北京甚囂塵上，在各省“國民代表”“勸進”下，袁氏于當年12月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正式復辟帝制。袁氏此舉利令智昏，招致全國普遍反對，眾叛親離之下，僅做了83天皇帝夢，就不得不在重壓下宣布取消帝制，旋即一命嗚呼。

為何袁世凱圖虛名而致大禍？史家傳統觀點往往集中于袁氏自身，認為：一是袁成長于封建王朝時期，宦海沉浮，屢任要職，思想深處民主共和觀念極為淡漠，封建專制思想至為濃厚。加之個人野心極大，一旦時機成熟，以帝制自為不足為奇。二是即便袁本人不愿貿然稱帝，其子和親信亦為自身榮華計積極慫恿之，其子袁克定為做“太子”，偽印《順天日報》供其父一人閱讀，炮制輿論推動帝制進程;“籌安六君子”也出于各種目的，為袁稱帝廣造聲勢。三是袁氏誤判國內外政治形勢，認為國內北洋軍足可彈壓異己，而國際恰逢一戰，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接受“二十一條”足以換取日本支持，復辟帝制至少不會受到廣泛反對，可謂機不可失。此外，近年來有學者關注當時的社會心理與思潮，認為政治文化轉型相對滯后是民初民主制度運行失敗和洪憲復辟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的成功未能像歷代王朝更替那樣建立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央政權，相反國家卻陷入長期混亂割據狀態之中，“國體雖號稱統一，而地方各自為政，統治權殆呈分裂之象，改制雖號稱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統破壞殆盡，新建者無代興之實力，官僚稱弊甚于晚清”。(章伯峰、李宗一：《北洋軍閥》第一卷，武漢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55頁)人們未享民主革命之福卻飽受政治動蕩之禍，不禁開始對民主共和的政治價值產生懷疑。不少人將國家民族振興作為最終目的，蓋因片面看重此種民主的工具性價值。作為工具性價值的民主理念一旦被現實證明與原定目標背道而馳，人們對民主的支持就開始動搖，希望出現政治強人實行中央集權以恢復秩序、重建統一。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是一個政治體系的制度框架能夠存續并良好運轉的基礎要件，制度框架過分超前于社會普遍流行的政治文化時，更具基礎性的政治文化將傾向于改造政治制度以與自身發展水平相適應。一戰后的德國、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國及辛亥革命后的中國，都可看到此種歷史軌跡，也深刻說明民主共和制度須有適宜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作為穩定運行的基礎。

袁氏政權還陷入“僭主政治”的合法性困境。法國思想家貢斯當曾揭示君主制與僭主制在表面共性之外的深刻差異：“一位君主是高貴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則是踩著泥濘和鮮血溜上他的王位，當他坐定王位的時候，他那污痕累累的長袍便會展示他所經歷過的生涯……(君主)不懼怕他所繼承的祖先的榮耀：相反，他還要用自己的榮耀將其發揚光大。(僭主)焦躁而又苦惱，不相信他已經僭取到那些權利，盡管他強迫世界承認了它們。非法性像鬼魂一樣糾纏著他。他徒勞地想從顯赫與勝利中尋求庇護。在他的慶典上和戰場上，那個鬼魂與他如影相隨。”(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84—285頁。)袁氏政權同樣面臨這一問題。民國共和制度的外殼使袁氏無法利用當時社會尚存的儒家尊君思想贏得政治認同與忠誠，而“帝王總統”的獨裁實質則又與民主制度大異其趣，也根除了從憲法中獲取合法性的可能。袁氏政權徘徊于傳統型和法理型權威之間，卻無法從二者中的任何一個獲得憑依，深刻的合法性危機迫使袁氏政權力求名實相副。袁遭天下唾罵，成為獨夫民賊，正在于他拋棄了向民主共和制度邁進的選項，而是一手倚仗軍力，一手利用或借重美、日法政學家古德諾及有賀長雄等人，妄圖復辟君主制，重拾傳統合法性，博取民眾的政治認同與忠誠。

民初中國社會諸般亂象使“后革命”時代的政治價值逐漸由民主和自由轉向集權和穩定。楊度曾寫道：“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余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憲乃可得言也。”(《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頁)革命激情消退后，人們逐漸認識到只有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內，民主共和政體才能順利運行，其功效才能得以順利發揮。而王朝顛覆使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地方主義不斷高漲，國家處于分裂境地;滿、蒙、疆、藏漸生離心傾向，面臨帝國主義瓜分之虞。舊有政權雖弊端叢生，但似乎尚能維持全國范圍內表面上的政治穩定和法律秩序，而新政權的軟弱則引發了普遍的社會紊亂。混亂和分裂的現實危險強化了重建中央集權、重立統治權威、重塑政治秩序的社會渴望與需求。這種社會心理構成了袁氏復辟不容忽視的歷史背景。

洪憲帝制不僅致力于解決袁氏政權的統治合法性問題，同時還隱含了新一輪中央集權運動的潛在可能，而這不能不激起甚至包括馮國璋等袁氏舊部在內各地方、各派別的一致反對。其時任何一種重建中央集權的企圖——無論以共和的名義也好，以君主的名義也罷——都會威脅其既得利益，從而遭到阻撓破壞。傳統觀念認為，洪憲復辟失敗的根源乃是“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筆者只想進一步指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可能還意味著：由于民主政治合法性已取得對傳統儒家政治合法性的民情優勢，地方實力派在反袁復辟軍事斗爭中獲得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可謂“師出有名”，而袁氏政權在與地方實力派的斗爭中因合法性固有缺陷而漸落下風。在此，民眾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成為維護地方分裂既有局面和重建中央集權意圖之間的斗爭砝碼，民主與帝制間的較量使中國的政治局面由可能出現的統一滑向了持久的分裂，洪憲帝制的失敗某種意義上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后一次重建中央集權努力的失敗。換種視角看待民初歷史，洪憲復辟也許具有某些更為深刻的政治意涵，而絕非只是一場歷史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