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看到這個題目肯定會覺得納悶，到底誰贏了鴉片戰爭？肯定是英國人啊。沒錯，中學歷史教科書都告訴過我們，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我們的國門。沒錯，事實也確實如此，可是如果你去翻看當時清朝君臣之間的奏章往來，也許你就會產生懷疑了，他們非但沒有損兵失地、喪權辱國的悲痛，反而沉浸在一片勝利的喜悅之中，許多官員還因為鴉片戰爭升了官，那到底這是怎么回事呢？

到鴉片戰爭前夕，歐洲已經在轟轟烈烈地掀起工業革命的熱潮，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更是成為了世界第一強國，建立了“日不落”帝國。而此時的中國，皇帝道光碌碌無為、官場腐敗橫行、知識分子奴顏婢膝、國民愚昧無知，國防弛廢，民生艱難。中國對外面所發生的事渾然不知，還做著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

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實戰爭的結果早已注定。可是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朝廷上下都沒有意識到這點，所有人都大唱高調，你英吉利“蕞爾島夷”與我大清“天朝上國”交戰，還不是一觸即潰，望風披靡。

可是結果恰恰相反，英國人只用了幾十條戰艦，幾千士兵就將偌大的中國打的一敗涂地，英國軍隊在與中國的每一場戰斗中基本都是占據著壓倒性的優勢。在中國和英國的首戰——定海之戰中，英國艦隊只炮擊了九分鐘就將中國的海岸防線摧毀，然后輕而易舉地登陸并占領了定海。

此時的兩江總督伊里布因為曾在云南任職，鎮壓少數民族叛亂有功，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總管浙江沿海軍務。剛上任的伊里布認為自己既然曾經成功剿滅云南的“蠻夷”，對付英國這些“島夷”自然也不在話下。可是不久后他就發現，自己根本就不肯能戰勝這些“島夷”，更談不到道光皇帝所交代“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可是他又不能將這個情況報告朝廷和皇帝，只能一面以各種借口遲疑不進兵，一面暗中與英國人談判。

伊里布在與英國人談判中曾說過這么一段話“大皇帝格外施恩，準爾通商，爾等將何以報答？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好一套標準的官場話術和官場思維啊。在伊里布眼里，英國人和自己一樣都是上頭下令來辦差，只要能交代的過去，不搞砸了，大家就都能“復得命”、“下得去”。

可惜英國人并不是伊里布的那些官場同僚，他們也不需要伊里布給他們來上一堂名叫“中國官場行為指南”的課，根本不吃伊里布這一套。一頭是朝廷接二連三地下令要求伊里布進兵，一頭是不可戰勝的英國人，伊里布被夾在中間受著夾板氣，真可謂是焦頭爛額。此時，事情有了轉機，英軍的一名上尉安突德帶著一名士兵在海邊勘測地形，恰好被海邊的漁民捕獲。伊里布以此為籌碼再與英國人談判，英國人也正好因為要南下進攻廣州準備撤離，答應如果釋放人質就撤軍。伊里布釋放了安突德等人質，英國人也如約撤離。伊里布就這樣收回了原本就是空城的定海。

可是伊里布卻編了一個生動的故事，上奏給道光皇帝：“我兵丁于初四日午刻齊抵定海，該夷（英國人）半在城內，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推出。我兵整眾入城，登城看守，并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安突德等釋，令領回，并飭趕緊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將城池交獻后，即于初五日全數撤退……”原本是接收已經被英國人主動放棄的空城，卻被伊里布描繪成為“蕞爾島夷”懾感念我“天朝上國”的恩威浩蕩，不得不“免冠服禮”，交獻城池。不知道的以為是中國打贏了呢。

英軍南下之后，準備進攻廣州。英國人依然不出意料地輕松擊敗清軍，從虎門一路打到廣州，并且掃清了廣州城的外圍，將清軍逼入城中。英軍占據了廣州城周圍的各個炮臺和制高點，向城內炮擊。清軍統帥“討逆將軍”奕山瞞著皇帝和朝廷向英國人要求停戰講和。英國人提出了幾個條件：

一、三位欽差（奕山、隆文、楊芳）及所有外省軍隊限六日內退出廣州城60里以外；

二、7日內交出600萬銀元供英方使用；

三、款項付清后，英軍撤回虎門以外，并交還橫檔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

四、賠償英國商館和西班牙帆船“米巴音奴”號(實為英鴉片躉船“丹時哪”號)的損失；

五、廣州知府（余保純）應提出三位欽差大臣、總督、將軍、巡撫蓋章印之全權證書。

敗軍之將，不足言勇，毫無還手之力的奕山答應了英國人的條件，可是道光皇帝又必須要交代過去，那么怎么辦呢？奕山編了一個更加精彩的故事。“據守剁兵丁探報，城外夷人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當即差參將熊瑞開埤看視，見有夷目數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即喚通事詢之。據云，有稟請大將軍，有苦上訴。總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將軍豈肯見爾，奉命而來，惟知有戰！該夷目即免冠作禮，屏其左右，將兵仗投地，向城作禮。段永福向奴才等稟請詢問，即差通事下城，問以抗拒中華，屢肆猖獗，有何冤抑。據稱，英夷不準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

因新城之外，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是以來此求大將軍轉肯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不敢滋事……”在奕山的描繪中，原來英國人冒犯我大清的天威，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大清不答應與英國通商，導致“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戰場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打起來完全是個誤會，英國不過是想“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幾處細節的描寫更是傳神之極，不了解事實的真相更難相信奕山說的其實是一派胡言，真是令多少編劇和小說家汗顏啊！600萬的贖城費成了“商欠”，被迫通商成了是對“蕞爾島夷”的恩賜，退軍60里被奕山說成了是為了避免清軍在城內滋事。

廣州戰事就這樣被奕山“擺平了”。不僅奕山加官進爵，他保舉的五百多名官員也一同跟著升官，朝廷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勝利”的喜悅之中。

而說了實話，表明英軍強大的琦善被認定為“漢奸”，判了斬監候；上書要求加強海防的林則徐，被發配新疆。這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那則童話故事《皇國王的新衣》，國王明明是一絲不掛，可是所有人都因為權力的威懾說著謊話，最后倒霉的還是那個裸奔的國王。大清朝也在一次次的集體謊言中，安享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不愿醒來，最終走向滅亡。

不光是清朝，現在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呢？在一些企業或者組織中，開會的時候各大小領導發言永遠都是處于“師傅說得對啊”、“大師兄說得對啊”、“二師兄說得對啊”的沙僧模式中，局面永遠安定和諧，形勢永遠一片大好，沒有人敢說真話或者愿說真話直擊弊端，大膽提出反對意見和不同觀點，因為一旦說了就會意味著你是異類，你要被排擠被打壓，領導不會給你好臉色看，以后升職加薪你就不要想了。不過我想，這樣的組織應該是沒有多少生命力和前途的吧。謊言何嘗不是一劑鴉片，吃多了會上癮、會中毒，這樣的鴉片還是少吃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