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史書，想起兩位前輩。懷古生遠思，“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

一位是我的本家先人管仲。管仲被譽為“中華第一相”，孔子對管仲推崇備至。《論語》有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的經濟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宏觀經濟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關于經濟發展、產業戰略、貨幣調控、對外貿易等領域的思想，至今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但是，其中也不乏為后世所詬病者，“利出一孔”即是一例。

“利出一孔”，在管仲看來，即以國家權力控制獲利渠道，分配社會財富，實現富國強兵。《管子·國蓄第七十三》中說，“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利出一孔”的思想被后世法家所繼承，商鞅變法的重要思想基礎即是“利出一孔”。歷代專制王朝統治者亦奉“利出一孔”的思想為圭臬，經濟上國家壟斷，政治上必然專制獨裁。用今天的經濟學語言來講，“利出一孔”就是一套國家壟斷、政府管制、與民爭利的制度安排，這也被一些學者稱之為“管仲陷阱”。

“利出一孔”，貽害無窮；“管仲陷阱”，十分危險。如果說管仲時代出于富國強兵的目的奉行“利出一孔”還可以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社會，不但不能奉行，而且要打破。填平“管仲陷阱”，打破“利出一孔”的關鍵在于約束政府權力，放松經濟管制。李克強的幾次講話，似乎透露出放松管制的端倪。“換手論”或放松管制，或可視為李克強經濟學的基本特征。政府職能轉型，做到不缺位，不錯位，不越位，不在于政府做什么，而恰恰在于政府不做什么。政府應該把該管的管好，不該管的要交給市場，減少微觀干預，強化宏觀管理。約束政府權力，削減政府支出，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實現結構調整，推進全面改革，不僅需要政府的自我克制，亦需要體制上的保障。政府職能轉型短期內會有痛苦，會有代價，但這種痛苦和代價是值得的。

另一位是被毛澤東評價為“百代多行秦政法”的秦始皇。始皇帝居功至偉，“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皇帝制度，實行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筑萬里長城，開創了中國大一統時代。

然而秦朝維持統治不過十余年，二世而亡，后世史家多有評說，無不扼腕。西漢的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淮南子》說，“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嬴姓趙氏）；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秦始皇算不上暴君，好像也沒有干多少壞事。所謂嚴刑峻法似乎也很難成為秦朝滅亡的理由，遑論道德論者了。

在我看來，秦朝二世而亡與其在較短的時間內公共開支和國防開支太大有關。秦朝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有的被視為豐功偉績，例如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但大部分被視為暴政，例如修筑以長城為代表的國防工程，修建以阿房宮為代表的政府樓堂管所。對外用兵，北擊匈奴，南征百越，影響深遠，但也耗費民脂民膏。由于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對外用兵，以至于民力無法支撐，經濟無法持續，政權最后覆滅。我們姑且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秦始皇問題”。

在這一點上，隋朝的二世而亡與秦朝頗有相似之處，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與秦朝大修馳道（高速公路）從本質上是一樣的。對內，修路架橋蓋房子；對外，打仗揚威守邊疆。這就是為什么新的王朝之初往往強調“休養生息”的道理。由是觀之，秦始皇不僅僅是“略輸文采”了。他的丞相是李斯，乃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強于國家管制，弱于經濟管理。秦始皇本人則太急于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以至于勞民傷財，政權灰飛煙滅。

秦始皇時代沒有現代金融工具支撐，他不能通過發行國債或資產證券化來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目的。但是，即便有現代金融工具支撐，短時間內大量舉債，大規模搞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不可持續的，也是可能發生債務危機或社會動蕩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際上出現過類似情況，大搞建設，經濟過熱，銀行系統首當其沖，債務鏈條斷裂。建設要搞，債務要擴張，但是必須要有可持續性。在當下的中國，遏制債務過度擴張的趨勢，加強監管，開正道，賭歪門，還是非常必要的。

無論從歷史的縱向來看，還是國際的橫向來看，今天的中國都走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未來十年，對中國十分關鍵，所謂成敗在此十年。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公正是新政府的施政綱領，增強改革動力，發揮內需潛力，激發創新活力，是高層所想，亦是民間所望。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對于新上任的中國領導人來講，填平“管仲陷阱”，處理好“秦始皇問題”，不僅對當下的中國有利，亦將有利于后世。

前世之事，后事之師。若能以史資治，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