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中華上下五千年， 探索中華冷兵器之謎，回歸古代冷兵器時代，解密流傳百世的名刀名劍，第一冷兵器自媒體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擁有射箭技能的國家之一，這已經被考古資料所證明。在古代的傳說中，也總是把弓箭視為中華文明起始的標志之一。《易·系辭傳下》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就是把弓箭的出現視作早期國家產生的標志。古人還總是把弓箭的發明同一些傳說中的杰出人物——黃帝、揮、后羿、牟夷、逢蒙等聯結到一起，一些古代少數民族更是如此。顯然，這折射出弓箭的產生在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上的確是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多民族射箭技術與理論的不斷交流和融合，中國形成了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射學”，其內容極為豐富，不僅包括制作、禮儀、訓練、施放等一系列技術，而且還從射箭活動中衍生出教育、體育、游藝、交流等社會功能，產生了許多相關的理論和著述，形成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相比的射文化體系。正因為如此，中國射箭不但是自身傳統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而且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中尤以日本最顯著。

中國的弓弩何時傳到日本，目前尚無確論，但可以肯定在中日之間的早期交往中，隨著中國移民的不斷遷居日本，將先進的中國弓弩制作與放射技術傳到了日本。《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載，方士徐福入海求藥，數年不得，因費用很大，怕受到譴責，“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愿求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假如徐福移居日本的傳說可信，則中國優秀的射手和先進的連弩技術早在秦代就已傳入日本。汪向榮先生說，彌生初期，“也就是說公元前二、三世紀左右到達日本的外國移民，決不僅僅是一般的移民，而是準備有武裝的有組織集團。”而徐福一行，恰好就是這樣“不但包括有勞動力、有技術工人，也有武裝”的移民集團。①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徐福傳》中也說：“觀其首則振男女三千人及五谷種種、百工而行，次則請善射者攜連弩與俱。人口、糧食、武器及一切生產之所資，無不備俱。其一得平原廣澤而止王不來，豈非預定之計劃耶？”

據日本史籍《六國史》、《姓氏錄》等記載，約公元五世紀中，高句麗攻占漢朝設置的樂浪、帶方二郡，據有了遼東和朝鮮半島的北部，樂浪、帶方二郡的原住漢人大批移居日本。其中最有名的一批是被稱為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所率領的秦人，有說是數百人，也有說是幾千人的。這些秦人給日本帶去諸如養蠶等許多技藝，而“弓月君”的姓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其人可能出自世代制作弓箭的工匠家族，猶如周武滅商以后殷的遺民陶氏、索氏、長勺氏之類。

隋唐兩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使中日文化交流進入高潮。那時，日本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團的成員中，除了官員，還有各種專業人員，其中總有占總數近半的“射手”，實際就是使團的護衛武士；還有“鍛生”和“鑄生”。這些人員的配備，主要是為了預防船舶漂流遇險。但這些人入唐后必定在本專業上學到很多東西，并將其帶回日本。入唐的日本蝦蛦人還曾在唐朝表演射技。據《文獻通考》卷324《四夷考一·倭》載，唐高宗永徽初年，日本使者曾帶著本國的蝦蛦人一起入唐。

蝦蛦是北海道的原住民，“其使者須長四尺許，珥箭于首，令人載瓠立數百步，射無不中者。”這顯然是一次射箭的交流活動。入唐的日本官員和留學生也有對武器和兵法感興趣的，如著名的吉備真備就是一位大唐弓箭的愛好者。《續日本紀》記載，吉備真備帶回日本器物中有紘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吉備真備曾兩次出使唐朝，并在唐朝為官。歸國后在內戰中建立了卓著的戰功，這與他在唐朝的學習經歷分不開。

唐代輸入日本的弓箭，迄今還有一些實物保存在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里。據傅蕓子《正倉院考古記·四》記載，中倉的北棚，陳列著唐弓二十七張，有梓弓、槻弓二種，就是以梓木和槻木二種木材制作的弓。此外還有唐制竹箭十五支，其羽有雉、雁、隼、雕、鷹之分，鏃有鐵、骨、竹、角之分，內中第八號“雕雌雄染羽箭”，飾以玉蟲翅片，“至今熒熒猶發碧光”。這些唐代弓箭為我們研究中國射箭史提供了十分珍稀的實物資料。

有趣的是，日本還引進了中國古老的射禮。據《日本書記》載，早在唐太宗貞觀二年（647），日本就有中國式的禮射活動，這一活動在日本史書中多有記述，反映了十分講究禮儀的禮射，早就成為日本的文化活動，這應該是日本“弓道”的源頭。此外中國的投壺和彈弓，這些與射箭相關的古代游藝活動也傳入日本。傅蕓子《正倉院考古記·四》）中倉下載，正倉院的下倉藏有唐制投壺用的壺一個，矢二十三技。“壺銅質涂金，細刻山水人物花鳥云獅，極纖巧流動，其頸微短，與今傳者微異而華麗過之。”投壺傳到日本后，奈良時代（646－781）以后中斷，德川時代（1615－1867）又曾經復興，但并沒有流行開來。正倉院還藏有唐代彈弓兩張，其中之一是“漆繪彈弓”，即在彈弓的弓背上繪有唐代散樂的場面和人物，十分生動，是唐代雜技舞樂的珍貴資料。

日本江戶時代中期，日本著名學者荻生徂徠曾經將多種中國射書引進本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荻生徂徠（1666－1728）熟讀漢籍，崇尚儒學，后來又熱衷于《韓非子》的研究和韓非思想的復興，形成具有“新法家”特點的“徂徠學派”，是日本近代化前期重要的思想準備之一。荻生徂徠是文武兼長的學者，他對中國射書深有興趣，從平生所見中國射書中，選出約二十一種，編成《射書類聚國字解》一書，成為一部內容豐富的射學叢書。經過對中國歷代射書的仔細研究，徂徠認為中國的常見射書，特別是明代的流行射書，其實大多是幾種古代射書的輾轉稗販之作，沒有多少真正切實可用的內容。相比之下，如戚繼光《紀效新書》、高穎《射學正宗》等少數幾部，才是內容樸實而確有實用價值的射學佳作。荻生徂徠的崇高名望使他編選的《射書類聚國字解》受到日本習射者的推崇，有些中國射書，如高穎的《射學正宗》等，后來在中國悄然無聞而瀕于亡佚，卻在日本傳存下來，這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高穎的《射學正宗》等，除了荻生徂徠《射書類聚國字解》刻本，還有日本武德會大正十五年（1927）漢日對照的三卷刻本，上卷為《捷徑門》，中卷為《辨惑門》，下卷為《擇物門》。“捷徑門”專講審、彀、勻、輕、注五法，高穎以為以此五法為射法入門之徑。“辨惑門”講種種不正確的射姿和心態，講習射者應有的心理修養，所見多有獨到之處。“擇物”則專講弓矢的制作、選材和射者對器物的調試選擇等，這是一般射書所不講的。高穎的射書對日本的“弓道”產生了重要影響，翻開當代日本弓道史專家、筑波大學入江康平教授的《弓道書總覽》，我們就能看到高穎的書在日本翻刻之多，流布之廣。

對高穎這個人，其實我們知道的并不多，還需要深入研究。他字叔英，嘉定人，大致明代末年在世，《射學正宗》的書序作于崇禎10年（1637）。高穎與明末嘉定文人黃淳耀有交往，黃的《陶庵全集》卷7有《高叔英先生像贊》一文曰：“崒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遒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沘。前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奇，射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后謂之高子。”黃淳耀是崇禎16年的進士，明亡后與弟弟黃淵耀一起自殺殉國，是嘉定的節烈名士。

高穎年輩應該略高于淳耀，故淳耀以“高子”相稱。像贊提到高穎的狀貌應是他的晚年的樣子，他擅長六壬奇門一類數術，又精通射術，由此可以大略想見他的風采。高穎的確是中國射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除了《射學正宗》，他還有《楊修齡先生較定武經射學正宗》三卷，二書內容有同有異，有待我們作細致的比對研究。

明清的武舉制，特別是清代的武舉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國武藝競賽的性質，而中心項目是步射和騎射。科舉制度對民間射箭活動產生了極大的剌激效應，并且拉動了與射箭有關的一系列社會活動，甚至包括射書的編印和發行。因此民間射藝大有提高，出現了不少優秀射手和射學專家，其中有些人通過武舉進入仕途，報效國家；有些則因為科場失意，仕進無門，便成了職業射師。顯然，這些民間射師對傳授射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向積極引進中國射藝的日本，便時常以優厚待遇招誘一些中國射師到日本傳授射藝，乃至譯解兵書。在清代，這是朝廷所嚴格禁止的，雍正年間，曾由此引發了幾個案子，其中被牽涉的人物有朱佩章、張恒晫等。這些人的活動不但在《雍正朱批諭旨》等清朝文獻中有詳細記載，而且也得到日本《德川實紀》、《長崎紀事》、《崎港商說》等古籍的印證。

約康熙末年，日本德川幕府曾委托清朝的商人尋求中國的良醫、良馬等，接著又以重金聘請中國能“教演弓箭籐牌”的人。最先接受委托的是曾在日本行醫的寧波人朱來章。當時土日本的“弓箭俱屬本地之物，盔甲亦與戲子所穿無異，近日始偷出內地式樣制造。” ②于是朱來章帶著自已的兄長朱子章、朱佩章到日本傳藝，時在雍正三年（1725，日本享保十年）。據日本史書記載，朱佩章是醫生，但原本是軍官出身，有騎射技能，故日本人時常向他學藝。不久，朱佩章又受幕府之托回國招聘射手和馬醫。雍正五年，朱佩章帶著招聘到的射師陳若采、沈大成和馬醫劉經光等五人到了長琦。雍正六年八月，雍正的親信、時任浙江總督的李衛將風聞到的情況密奏朝廷，引起雍正注意，立即要求嚴加追究。

經李衛調查，陳若采其實是杭州人張恒晫的化名，沈大成則是楊姓某人冒頂的，因沈大成本人是寧波府的千總，應該精通騎射。劉經光則本名叫劉經先，是一個有經驗的馬醫。這些人中間最重要的應該是張恒晫。張恒晫字燦然，杭州人，雍正元年浙江武鄉試的第五名武舉人。父親張彬如，是一位職業射師，曾任過百總。顯然，張恒晫必是一名騎射高手。據日本《德川實紀·有德院殿御實紀附錄》卷11載，陳采若（張恒晫）、沈大成等向日本人傳授一馬一箭，一馬三箭，蘇秦背劍等騎射法，亦見日方主要是學騎射技藝，因為這確實是清朝八旗、綠營的強項，也是武舉考試科目中最難的一項。

沈大成還奉命從《武備邊要》中摘錄有關弓馬的內容。在雍正的親自過問下，李衛等控制住朱來章，了解到日本招聘中國射師的詳情，又經多方辦理，終究于雍正九年將張恒晫、劉經先及生員孫太源等追押回國，予以嚴懲。這個事件本身說明一直到清朝前期，日本仍然在努力引進中國的射箭技藝，證明中國射箭對日本影響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