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5月18曰，林則徐大肆收繳了鴉片販子輸運來華的鴉片共19187箱又2119袋，總價值大約1100萬元。

5月31日，林則徐發出告示，宣布在虎門銷煙，允許沿海居民和外國人到現場觀看。

6月1日，林則徐“祭告海神，以日內消化鴉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暫徒，以避其毒”。

祭告海神的祭文為林則徐親撰，其末后兩句為：“有汾澮以流其惡，況茫乎碧澥滄溟；雖蠻貊之邦可行，勿污我黃圖赤縣”，充分抒發了其澄清宇內的大志。

六月三日，林則徐在廣東巡撫怡良、粵海關監督豫堃、廣東布政使熊常錞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搭建在虎門寨下的禮臺，禮炮聲中，銷煙運動正式開始。無數被切割成瓣的鴉片被拋放入池中，在鹵鹽、石灰的作用下，不爨自燃，“濃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穢熏騰，不可向邇”。

先前，許多外國商人都“斷言中國人不會焚毀一兩鴉片”。然而，林則徐就這樣當著千千萬萬人的面將鴉片進行銷毀了。銷煙期間，“沿海居民，觀者如堵”，美國奧立芬洋行股東金（C．W．King，也有譯作“經”和“京”的）和其眷屬、傳教士裨治文、商船馬禮遜號（Morrison）船長弁遜（Capt．Benson）等人也專門從澳門趕到虎門看熱鬧。在現場，這些洋人詳詳細細地察看了銷煙的每一環節，對中國人言出必踐的辦事方式感慨良多。

（虎門銷煙紀念館油畫）

金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所見的銷煙情形，感慨地說：“當崇奉耶穌教的那些政府正在生產這種毒藥的時候，而這位異教的君主，竟不屑于以它出售，來為他的國庫博取不下于2000萬圓的收入”。（《新加坡自由報》（Singapore Free Press）1839年7月25日）

裨治文則在參觀記中寫道：“我們曾反復考察過銷煙的每一個過程，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時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出于我們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一工作更忠實的了。在各個方面，看守顯然是比廣州扣留外國人的時候嚴密的多。鎮口有個窮人，因僅試圖拿走身旁的一點鴉片，但一經發覺，幾乎立即被依法懲辦。即使（《澳門月報》1839年6月）

金和裨治文等人還得到了林則徐的親切接見。

林則徐不但向這些洋人重申了天朝禁治鴉片的決心，同時也給他們詳細陳述了今后外國船只進港貿易的條件，說：“最近所實行的嚴厲措施，目的完全是為了撲滅鴉片買賣”，“違法的交易必須馬上制止，其他正當貿易則受保護”。

林則徐特別聲明：“凡經營正當之貿易并與夾帶鴉片之毒行確無牽涉之船只，應給予特別優待，不受任何連累。凡從事私售鴉片之船只，必嚴加查究，從重罰治，決不絲毫寬容。總而言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者不必掛慮，如常互市，必無阻礙。至于惡者，唯有及早改惡從善，不存癡想”。

林則徐深感于“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遇有夷船駛至，不過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應，亦即莫敢誰何”的種種顢頇無知，就仔仔細細地向向這些洋人詢問了英國人撤離商館的意圖，以及同英國女王及其他歐洲君主通訊以什么方法最好。

林則徐還表示，他極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歐的地圖、地理書和其他外文書籍，尤其想得到一套馬禮遜編的《英華字典》。

從這一時期始，林則徐也開始密切關注英國的反應，大力延聘翻譯人才，想方設法探求西方知識。

他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定控制之方”。姚瑩在《東溟文后集》中說：“中國地利人事，西夷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較然然矣。”林則徐以“不知”為恥，四處延攬通譯人才。基督教徒梁發的兒子、美國傳教士裨治文的得意弟子梁進德就是在這段時間內被林則徐招攬到幕下的。當時的外國人都一致認為梁進德“能正確而流暢閱讀與翻譯報刊上的一般資料”，稱他“很明顯地，他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學員”。 梁進德之外，還有亞孟、袁德輝、亞林。

魏源、《圣武記》說：“林則徐至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

賓漢撰寫的《英軍在華作戰始末記》則說：“當他在穿鼻港（按即虎門鎮口）時，他指揮他的秘書、隨員和許多聰明的人，搜集英國情報，將英方商業政策，各部門詳情，特別是他所執行的政策可能的效果，如何賠償鴉片所有者的損失，都一一記錄。他們尤其關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戰。……這些情報，每日都交欽差閱覽，當他離去廣州時，已搜集了一厚冊。”

英國傳教士主辦的《澳門月報》上也報導了關于林則徐研究西方事，稱：“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處人，洋商、通事、引水等二三十位，四處打聽，按月呈遞。有他國討好，將英國書賣與中國。”

《澳門月報》這樣報導林則徐，而林則徐對英國國情和英國對華政策的許多認識也來源于《澳門月報》、英國商人主編的《澳門新聞錄》，甚至有英國鴉片商馬地臣主辦的《廣州記事報》等資料。

由上述時人的種種評論和流傳下來的史料可知，稱林則徐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毫不為過。

只是，他這一睜眼，視線投射得有多遠，視野打開得有多大，就值得玩味了。

舉一個例子，林則徐不是很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歐的地圖、地理書和其他外文書籍嗎？

在廣州新豆欄街租賃房屋設立眼科醫院懸壺濟世的美國醫生伯駕（P·Parker）就給林則徐奉上了好幾冊地理書和一架地球儀。很多史料就大書特書了這一筆，從而給很后人造成了這樣的假象，以為伯駕是林則徐的好朋友，兩人經常一起談論西方的歷史、當前世界格局等等。

其實，兩人素未謀面。

不是伯駕不想見林則徐，是林則徐不屑見伯駕。在林則徐看來，伯駕也就是一個化外夷人，和他相見，有失身份。甚至，林則徐后來得了疝病，在遍訪中醫治療均無效的背景下，曾使人婉轉向伯駕表示過求治的心愿。于是，伯駕讓他來醫院就診，但林則徐拒絕了。林則徐認為，自己堂堂天朝大吏，怎么能夠親自上醫院找醫生呢？那么，好吧，伯駕愿意上門看病。

但林則徐還是拒絕了。

林則徐的理由是：人臣無外交，天朝大臣，是不適合和外國人氏相見的。那么，怎么辦呢？伯駕只好讓林則徐派來的人將疝帶帶回，轉交給林則徐家里人綁到林則徐身上。看看，就連治自己的病都這么保守，那么，還能指望林大人的視野有多開放呢？按理說，第一次綁疝帶是必須由外科醫生親自綁托才行的，但伯駕已經弄清楚了，林大人“害怕同一個外國人有任何私自的接觸”。他記錄說：“據報告，疝帶送去給欽差大臣之后，健康狀況良好，只有當他咳嗽時肚子上的東西較易滑落。”從這條記錄上，也說明疝帶被林則徐綁得不倫不類，稍不當心，就滑落在地了。

伯駕還特別為林則徐制了一張病例卡，病例卡記載為：“林則徐，疝病，欽差大臣，前湖廣總督，即今廣東廣西兩大省。從醫學上看，這個病案沒有可以值得引起興趣的地方。事實上，這位病人從來也沒有見到過，但是我想，對于這樣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為是中英這樣兩個大國間破裂的近因。”（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頁）

林則徐研究過伯駕送來的地理書和地球儀，看到英國的版圖也就那么一小塊，認定這不過是一個蕞爾小國，而且距離天朝有萬里之遙，不可能對天朝構成什么大的威脅，于是就揮筆寫就了一份“諭英吉利國王檄”，把自己禁煙的情況反映給英國國王，要其配合自己禁煙。

這份“諭英吉利國王檄”寫得很搞笑，稱清朝的道光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為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為心也”，嚇唬英國王趕快采取合作態度，否則“我天朝君臨萬國，盡有不測神威”。檄文的結尾，還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說：“接到此文之后，即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

1839年的12月英船“杉達”號（Sanda）遭遇海難，中國官兵救下了船上的英國人喜爾（Hill）等人。林則徐把這封信的英譯本交付給喜爾，讓他幫忙審閱，以免信中語句有錯。

喜爾回憶說：“他交付一封給英國女王的函件。文辭仍舊是一貫的浮夸口氣，使我不禁失聲而笑。他一看見這種情況，便問是不是不合適。我們說我們所笑的，只是文辭上的幾處訛誤。于是他便吩咐我們將信帶入里屋，在那里修改我們所發現的一切錯誤，并在那里進茶點。”

幫助林則徐送信的英船“擔麻士葛”號船主彎喇，信到了倫敦，英國外交部拒絕接收。但《泰晤士報》全文發表了此信。

（魏源《海國圖志》原稿，藏于林則徐紀念館）

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和弗蘭克·薩奈羅在《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一書中對此信評價是：“林則徐蒼白的語言，無力的威脅，看起來非常可笑。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臺，成為流行的喜劇，在其中，英國商人在廣州的遭遇被用來取樂。他們揮舞著滑稽的、夸張的手槍，把自己打扮成海盜。在遙遠的中國發生的鴉片戰爭成為倫敦的笑料和一種娛樂。”當然，這一切，林則徐并不知道。

1839年9月2日，林則徐南巡澳門，當日，記下巡澳見聞，說：“凡夷樓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層，多至三層，繡闥綠窗，望如金碧。是日無論男婦，皆倚窗填衢而觀，惜夷服太覺不類。其男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如演劇扮作狐兔等獸之形。其帽圓而長，頗似皂役，雖暑月亦多用毛絨之類為之，帽里每藏汗巾數條，見所尊則摘帽斂手為禮。其發多卷，又剪去長者，僅留數寸。須本多鬢，乃或藏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驟見能令人駭，粵人呼為鬼子，良非丑詆。更有一種鬼奴，謂之黑鬼，乃謨魯國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過于漆，天生使然也。婦女頭發或分梳兩道，或三道，皆無高鬢。衣則上面露胸，下面重裙。婚配皆由男女同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不難看出，林則徐對居住在澳門的“夷人”并無多少好感。

正因為看見了這些“夷人”“渾身包裹緊密，短褐長腿”，他認定了人家沒有腿肚子，膝蓋不能彎屈，所以，他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英人非不可制嚴諭將英船新到煙土查明全繳片》，對“夷人”的作戰能力不屑一顧，說：“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至若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林則徐作為對抗外國勢力的民族大英雄，諸事敢為天下先，足以照耀青史，垂范萬世，但時代局限住了他的眼光，制度捆綁了他的思想，使得他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往往是一葉蔽目、不見泰山，令后人無比感慨。